材料一   16世纪，英国的贵族们争相为女王的宫廷消费分担支出，而且还进行奢侈消费的竞赛，以博取家族的名誉和社会地位。18世纪，奢侈消费竞争的主体变成了个人，目的也变为谋取个人荣誉和社会影响力，动力则主要在于文化与市场，其表现形式就是对时尚的追逐和竞争。贵族和市场是时尚的制造者，大众则追随其中，时尚的大众参与，使英国进入商品的大批量需求时期。到了19世纪，贵族的消费模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成为包括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诸社会阶层所追求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英国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虽盛行“夸示性”消费，但普通劳动者遵奉的仍是勤奋、节俭的消费观。

——摘编自《从勤俭节约到消费至上：对西方消费文化的唯物史观解读》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颁布了《大清通礼》，要求品官士民“人人循礼而行”，但自明中叶以来就出现的奢靡之风却在清朝前期延续。清前期奢靡之风首先体现在服饰的变化上，以前只有士人才能穿的裘皮衣服，“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饮食方面，士庶之家请客吃饭，“一筵所需几费中人之产”。丧葬嫁娶方面，富贵之家极力讲求排场，一般百姓也竭力效尤，甚至“卖田以嫁女，破产以治丧”。清政府多次下诏禁止奢靡，但由于吏治日益败坏，八旗子弟腐化，奢风不但未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乾隆十三年，刘大櫆认为国家休养生息近百年，而民生日贫，“风俗日奢”是重要原因。

——摘编自宋传银《论清前期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   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些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及人口大幅度增长，促进了宋代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国外市场的开辟，为当时商业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宋代，都城开封的布局不再沿袭唐代前期都城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商人可以随处开设店铺，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夜市营业时间也允许延长到三更甚至四更。此外，北宋铜钱每年铸造额要比唐代多几倍到十几倍，这些事实都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商业的进一步发展。罗盘的发明和海船制造技术的提高，使宋代海上交通比前代更为发达，海外贸易更加兴盛。

——摘编自涂耀军   张洪春《浅论宋代商业的兴盛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是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商业化的市镇经济逐渐兴起，并且开始出现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如松江、杭州等城市，使得大批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市场，其种类多样非前代所能比，并且市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联系网，商人之间可以互通联结，他们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壮大势力，结成联盟。这一时期的小农经济由自给自足型向开放型转变，使得城镇经济更为繁荣，如苏州的丝织业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商业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市场交易中，银票、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这些商业领域中的影响因素共同促进了我国商品经济的繁荣。

——摘编自姚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新思考》

材料一   从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遇赤得茶而解”开始，茶就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魏晋以来，茶因清淡虚静而渐渐受到佛、道教徒的广泛受用。唐朝时，饮茶多以茶饼研木，煮茶时讲究“三沸”，使得烹茶更具文人雅兴，于是茶道大行。当时南方产生了官茶四、寺茶四、农茶园等不同形式的茶园，仅湖州造茶一年就是“万八千四百八斤”。唐朝政府还开辟茶马古道、开设茶马交易市场，强化边设管理。随着唐朝与日本、印度、波斯、非洲国家的交流，茶叶也交流到了世界各地。宋元时代，出现了在茶中添加马奶、红枣、枸杞、油酥等物的习俗。明清时期，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形成了一条海上茶叶之路，以茶叶为大宗、经蒙古高原到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也走向兴盛。

——彭星霖《基于历史角度分析茶业在我国的发展与兴衰变化》等

材料二   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饮茶嗜好被带入宫廷，引得“英人争先恐后以饮茶为一荣幸事”。1668年，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转运，使得当地茶价高出英国本土一倍。19世纪，葡萄牙王室为解决财政问题，将中国茶树引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的皇家植物园，种植、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完全一样。在中国茶农指导下，巴西种茶业一度蓬勃发展，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巴西人至今仍把茶叫作“洒”，与中文发音非常接近。秘鲁、牙买加、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也都开展过中国茶树的引种工作。

——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等

材料一 14 世纪初，尼德兰安特卫普的集市逐渐发展起来。安特卫普集市一年举行两次，每次开放两周。安特卫普的市政当局拥有管理集市的权利，制定了针对钱币兑换和商业信用的制度，不强迫外来商人必须出售所有带来的商品等。14 世纪20-30年代，安特卫普地区的集市吸引了整个尼德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英格兰羊毛商、布匹零售商，一些意大利商人、南德意志商人还带来了大量布匹、酒、胡椒、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等。到了15世纪末，安特卫普集市开始向综合性的交易所转变。

——摘编自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材料二 明初以来集市日渐发展和繁荣，如盛产线罗纱绸的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决”；以产包头绢而闻名的双林镇，“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在这些市镇上，作坊主们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并雇佣了较多的工匠。这些市镇附近的农村越来越多地从事商品作物的经营。如有的种桑、蔗、红花，棉；有的种蔬菜、水果、烟草等，但作坊主们“得不到官方的鼓励”，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商品化，往往被限制在维持小农经益的再生产限度内。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也变得更加集权，以试图控制迅速增加的民众”。这一切都导致了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

——摘编自韩大成《明代的集市》等

材料一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垦辟，较易开垦的荒地已经开垦耕种，乾隆时期鼓励农民进一步开垦边省和内地的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的普遍种植和推广，以致成为我国南北方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康熙帝时任命新辅主持河务，历时六年，使黄河、淮河尽复故道，水患顿消。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清代前期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这不仅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十八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发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重新）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最初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投放资本，要知道盐业是那时商人集中投资的目标。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丝和瓷器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商业化。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