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御街南往，过州桥，两边多饮食店；东去东角楼，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即千万；东区，有瓦子；东十字大街为“鬼市子”，每夜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
——摘编自侯家驹《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国金融经济，在历史上最低限度有三次突然猛进。此即西周至两汉，唐宋之间，明清之际。但无一次其突出使中国经济史改观。明末之巨商，多为盐商，但因食盐由官厅专卖，其能在此间牟利者，多为官僚资本，亦官商不分。商人至互相合作，共同经营之情形已屡见不鲜，其任事者为“亲戚知交”，则虽无效能亦不便辞退。明朝的政策，缺乏积极精神，虽严格执行中央集权，却不用这权威去扶助先进的经济部门，而是强迫它与落后的经济看齐。
——摘编自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商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商业未能“使中国经济史改观”的原因。
材料
 图1 |  图2 |  图3 |
分别提取图1、图2、图3的贸易信息,并据此说明与其相对应的历史时期。
材料 秦汉时期，我国便已存在“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情况。然而当时进入长途流通领域的，只有金银珠宝之类体轻价昂的商品，粮食等大宗货物的贸易往往仅限于其产地及附近区域进行。虽然历代政府也通过漕运调运粮食，但一般商人则不敢问津。因此，长期以来便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货物转运原则:“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开封为中心的增运（网）把东京、江淮、关中等经济发达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伴随这些条件的成熟和形势的变化，商贾们置流行教百年的“千里不贩余 ”的原则于不顾，争先恐后地挤上长途贩粮的征途，这是北宋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一摘编自王兴 文（北宋滑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先代商人突破“千里不贩籴”的转运原则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
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水浒传》等章回体小说，其中很多内容对于宋朝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引用时需要加以辨析。
材料一
且不说宋江中军渡江，却说润州北固山上，哨见对港三百来只战船，一齐出浦，船上却插着护送衣粮先锋红旗号。南军连忙报入①行省里来。
——摘编自施耐庵等《水浒传》
材料二
宋真宗时，西京洛阳县有一官人，姓刘，名弘敬，字元普。其子天佑状元及第，天赐②进士出身，兄弟两人，青年同榜、那刘天佑直做到③同平章事。
——摘编自冯梦龙《初刻拍案惊奇》
材料三
汴京开封府祥符县人装刺史获罪下狱死，其女兰孙卖身葬父。恰逢刘刺史年老无儿，要娶个偏房。当下一边是落难之际，-一边是富厚之家，并不消争短论长，已自一说一中，④整整兑足了一百两雪花银子，递与兰孙小姐收了，就要接她起程。
——摘编自冯梦龙《初刻拍案惊奇》
材料中划线部分有两处不符合宋朝史实，请写出序号，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理由。
材料一 明朝加重了江南的田赋征收，同时规定征收一定数量的丝绢实物。自1405年到1433年，郑和的7次远航中，丝织品是贸易的主要物产。明朝后期,嘉兴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吴江的盛泽镇“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仅丝绸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归安县“男耕女织,农家本务,况在本地,家家织经”。江南官营织机有3 500台，民间已超过万台。明后期废除了匠户和徭役制度，丝绸机户有机会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机户郑灏家就有“织帛工及挽丝佣各数十人”。
——摘编自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
材料二 从18 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是近代工厂制的兴起时期。1786年，曼斯菲尔德的奥德诺与库伯联合工厂建厂时总资产4200镑,固定资本3789镑;1789年总资产5421镑，固定资本3916镑。阿克莱特的克罗姆福德纺纱厂,1771年建厂时雇用300多人,到1816年翻一倍，达到727人。在韦奇伍德埃特鲁利亚制陶厂中,整个工厂分为若干个车间,如拌土车间、制胚车间、上釉车间、烧窑车间、上彩车间等,每个车间的工人只负责所指定的一道生产工序。18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中首创了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来召集工人。19世纪初一家工厂规定:“任何人如非确有必要而擅离岗位,或在工作时间与工友交谈,每次将处以一便士罚款。”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代江南丝织业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发展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工厂生产的特点，并分析工厂生产方式的出现对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西汉初年，币制混乱，汉武帝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考虑，任用桑弘羊进行币制改革。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悉禁郡国无铸钱”，废除了景帝以来的郡国铸币制度，“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汉武帝还下令提高三官五铢的铸造工艺，规定“周廓其质”。在此工艺下，三官五铢边廓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且质量上乘，其盗铸成本较高。“……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且五铢轻重合宜，自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行用不废。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在武则天执政期间，虽然爆发过李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大幅度地增长……可见武则天执政期间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功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材料一反映汉武帝币制改革的措施，与这个措施相配套的经济规定还有哪些？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币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
（3）归纳材料二中对武则天的看法。作者采用了什么历史观？
材料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材料二 朝廷在古都（东京开封）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
材料三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在宋朝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市舶司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进出口总额约为2000万贯。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巩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
（1）从材料一到材料二反应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完成的过程，结合所学概括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概括宋代“商业革命”的表现。
（3）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商业革命对其思想文学和艺术的影响。
材料一 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到唐朝来的：他们中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通往唐朝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队走的陆路通道；另一条是船队航行的海上通道。
——摘编自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
材料二 1529年，广州重开市舶贸易，澳门成为中国朝廷允许外国商船湾泊的八大海港之一。16世纪中期以来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三条国际贸易航线——“丝银之路”（如下表）。
| 航线 | 航线上主要商业活动 | 备注 |
| 澳门—印度果阿—里斯本 | 葡萄牙人将经过广州转运到澳门的中国货物运返欧洲，如丝、绢、细工木器、漆器和陶器等，又由欧洲运来毛织品、玻璃制品等。 | 以白银为最大宗，1585—1591年，经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约90万两。 |
| 澳门—日本长崎 | 每年初夏，葡萄牙商人将生丝、绸缎等中国货物运往长崎，然后待秋季返航澳门，运回日本的白银、土特产等。 | 明政府鉴于“倭寇祸烈”，严禁中日通商。 |
| 澳门—马尼拉—墨西哥 | 葡萄牙商人将生丝、绸缎等运到马尼拉，运到拉美，将拉美白银运回欧洲，再运回澳门购买中国的丝货和其它货品。 | 中国—美洲贸易的最早航线，构成了以丝和白银为大宗交易的国际贸易大循环——“丝银之路”。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丝银之路”的特点并分析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 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冢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及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摘自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
材料二 晚清到民国时期， 中国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少数都市（例如上海、宁波、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
——摘自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江南地区“社会转型”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江南区域经济转型的特征，并说明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始皇登碣石山,立刻辞,有“上农除末"一语,但秦代却出现蜀卓氏、曹邮氏、宛孔氏等以盐铁而成巨富的事迹。汉景帝时晁错曾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也;尊农夫,农夫已贫也。”汉武帝将天下盐收归官普,桑弘羊亦“以计算用事”。唐朝刘晏对食盐专利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北宋庆历时一年的商税收入为1975万余缗,酒课为1710万余缉,盐课为715万余缗。到神宗时,一场全面的商业官营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展开了。
——摘编自陈长华《抑商质疑一一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
材料二
明中后期,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从《士商类要》《商贾便览》《生意世事初阶》等大量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要求商人重信义、守承诺;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强调要道慎、勤勉、自我约束,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善于应付处理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商业思想发展及其转型困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国至北宋时期商业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商业思想发展的表现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