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鼎革之际，有不少“不肯事清”的中国人，跟随海外贸易的航路逃往国外。清初，清统治者将这些不肯事清的所谓“汉人”的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莠民”和“自外王化”的“弃民”。“华侨入海，非奸则盗”“不是通番，就是叛逆”。为防止沿海人民出洋增强寓居海外“汉人”的力量，清政府对海外贸易及华侨出入国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对于荷兰、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大肆屠杀华侨的暴行，清政府不闻不问。

——摘编自许肇琳《试析清代前期华侨政策及海外移民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秘鲁等地的华工及华侨受到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迫害，清政府立即与秘鲁、西班牙政府进行交涉，并派出容闳等官员前往该地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并于1874年与秘鲁订立“查办虐待华工专条和商约”，使西班牙等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随着与海外联系的加强，清廷特别是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侨居海外的华侨绝大多数都是被生活所迫才出国的。他们虽侨居海外，身在异邦，却心系祖国。在新加坡，“华民十五万，富甲各埠，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1905年，陈宝琛发起组织的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南洋华侨投资就达200多万元。

——摘编自韩小林《论清代华侨政策的演变》

材料一   相对应于16-18世纪的欧洲商业革命，一些学者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其主要表现为全国五大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以十大商帮为贸易主体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而我们如果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看，这一时期也恰恰是欧洲人因美洲白银的获得和日本人因本国银矿的开采对中国产品需求急剧增加的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促进了明清社会的白银货币化，明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和清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就是白银货币化的具体体现。凭借着白银，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材料二   由于商业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富庶地区有着较高的生活水准，然而，明清时候的中国，技术创新并没有鼓励性的回报，理论极不发达；最重要的是，新儒家意识形态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而商人无法利用他们的财富来获取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从而抗衡国家的权力。与欧洲情况不同的是，晚期中华帝国维持灿烂的商业的原因不是新儒家世界的衰弱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而是帝国庞大的领土和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王朝中期特有的长期政治稳定。

材料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作用不仅仅是让人们知道以前的人，以前的事情，还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让人类避免更多愚蠢的行为、愚蠢的想法。人类学家提出了“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其基本观点是：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历史对今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