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旅游,我的朋友对我说：外国人来是看我们的“古代化”。外国科学家说中国有“三宝”：长城、兵马俑和汉字。“三宝”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长城”是伟大建设能力的象征，也是“封闲”的象征(外国人叫它“大墙”)，“长城之国”就是“封闭之国”，不但整个中国围在“大墙”之中，每一座房屋、每一个街门、每一所学校，没有不是四西被高的图墙围住的，有形的围墙以外，更多无形的围墙，围住了思想：“兵马俑”是伟大组织能力的象征，从艺术看，这是珍品，从历史看，这是暴政的遗迹；“汉字”是伟大文化传统的象征，不是现代文明的利器。

我的朋友说：文明古国的“现代化”是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封闭”要改为“开放”，开放要开放竞争和开放思想：“专制”要改为“民主”；“教育”要摆脱“教条”，既要摆脱古代教条，又要摆脱现代教条。这等子说要拆除长城，打破兵马俑，否定汉字神秘感。

——周有光《中国有三宝》

研究者指出：“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两根主轴。世界历史是在这两根主轴的推动下产生、发展、演变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历史现象（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归根结底，都是围绕这两根主轴展开的。”既然如此，那么，在进行历史评价的时候，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交往的发展便成了评价的标准。凡促进生产力发展者应肯定之，反之则应加以否定；凡推动社会交往发展者应肯定之，反之则应否定。将社会交往的发展作为历史评价的一个具体标准，有利于我们认识和评价很多历史现象。

——摘编自《20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