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朝后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
自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币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出海。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二》人民教育出版社
材料三 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即开放海禁，翌年设立江（上海）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起清廷实行“独口通商”政策，将国内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时期的中外交往活动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2)依据材料二、三，指出清朝前期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独口通商”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隔离制度。政府规定，“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而散。”市内除了唐人外，还有许多高鼻深目的波斯人，大食人，以及日本人，高丽人，还有黑人。回鹘衣装、胡旋舞、高丽乐等深受唐人喜爱，广为流行。
——《唐前期长安城的商业》
材料二 “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关扑：赌博游戏四鼓：古代一更一鼓，四鼓是四更后半夜两点左右）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
“梦里曾作南柯守，少时元是东陵侯。今朝半醉归草市，指点青帘上酒楼。”
——（宋）陆游《杂赋》
材料三 清初，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限制海外贸易。康熙在位时，曾一度开放漳州、澳门、宁波等少数港口，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又趋繁盛。到乾隆、嘉庆年间，面对美国等国殖民者在沿海的非法活动，对外通商只限定在广州一处，清政府又一次将海外贸易封闭起来。
——摘编自李世龙《试论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前期长安的城市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宋代“市”的发展表现。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种发展反映了宋代政府对商业的政策有何调整？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采取这一对外政策的原因？怎样评价这一政策？
材料一 清初，郑成功集团成为东南沿海地区最大的一支抗清武装力量，后又联合西南地区抗清名将李定国部，与清军展开了持久拉锯战，给清朝以沉重打击。为了切断抗清势力与沿海地区人民的联系，稳定政权，清廷不得不延续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下令严禁沿海省份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翌年，再颁《禁海令》。
——摘编自兰延超《清代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
材料二 清政府的海禁政策虽然在清初起到一定的巩固政权的作用，但是平定三藩与台湾之后，禁海抑商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陷入了深渊，错失了利用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机遇。
——摘编自王泽亚《清代海禁政策与对外贸易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初海禁实行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海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中和从不同的方面，都得出了“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而后发展减缓，最后陷于停滞”的结论…宋代城市的商业已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点到面的结合形成的，点是深入都市的坊巷和遍布全城的各种商肆，面即是铺店林立、位于全城的中心地区的商业区。那种不受时间和区域限制的商业活动在宋代出现了，不仅在城里可以设立商铺，就连城郊和乡镇也有了草市。由于开封地处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的交汇处，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资可以很方便地运抵京都，从而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地位。茶坊酒肆内金翠耀目，其菜肴可谓是“八方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南宋时的都城临安，同样也是四方商旅云集，天下诸货交汇，商业发达，买卖生意昼夜不绝。来自海外的各色奇珍异宝、日用品和香料等物，都可以在这儿买到。
一摘编自杨孝鸿《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
材料二 1870-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4.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9%。这时的工业生产基本上集中于美、德、英、法四国。随着美、法、德等国变成工业国，即进入“世界城市”的行列，在扩大了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英国已不再拥有垄断地位。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垂直型国际生产分工，就是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之间的分工。
——摘编自郭吴新《20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格局》
（l）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经济在宋代达到了顶峰”的原因及表现。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初世界贸易格局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经济最后陷于停滞”的政策因素。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产量，使许多原本用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改种桑树、棉花等经济作物。在浙江湖州，每亩桑田出售桑叶可获利5两白银，比种植水稻要高出一到两倍。当地部分养蚕人自己不种桑树，依靠购买桑叶养蚕。嘉定县因种植棉花，“不产米，仰食四方”。当时商业很发达，商人拥有雄厚的资本。例如，徽州商人“藏镪（白银）有至百万者”，而资本ニ三十万两白银的，只能算是中等规模的商人。
材料二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的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各国。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欧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在明朝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出超地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
——以上材料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海外贸易“一度活跃”的原因，并说明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背景。
材料一 明朝初年，曾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之余部，入海为盗，且“每诱岛倭入掠”。《皇明祖训》记朱元璋认为，日本、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15国，“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朝廷“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摘编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材料二 实行海禁，滨海人民被“断其生路”，“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沿海一带出现颇有实力的海寇、海商集团，走私贸易兴盛，“海禁愈严，贼伙愈盛”。有识之士认 识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隆庆年间（1567～1572年），因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明廷“准贩东西二洋”。福建漳州月港兴起，“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或移居于吕宋（今菲律宾）者甚众。学者 估计，隆庆开禁后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1亿两左右，促成了税收等政策的改变。
——摘编自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中后期海禁政策调整的原因及其影响。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为了巩固海防，防患于未然，清政府采取措施，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正式宣布，洋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嗣后外商虽多次要求增设口岸，都未成功，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
——摘编自郑学檬等著《简明中国经济通史》
材料二由于自唐宋之际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沿江沿海地区原为中国的经济精华区所在，因此19世纪中叶中国对西方开放贸易以后，列强很自然地要求在最有生意可做的沿江沿海地区设立租界。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地点计有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这些租界……辐射而出的现代经济并不能普及中国各个角落，而以沿江沿海地区为限。以工业资金为例，上海一港之金属冶炼、棉纺织、缫丝、面粉制造、榨油、印刷、蜡烛、肥皂等企业均居全国首位。18951913年，中国所发展的现代工业，其创办资本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的即占52．06%，而就全部通商口岸的创办资本言，则占全国创办资本之66．24%，内地企业仅占33．76%。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乾隆年间清政府对外贸易管理的特点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列强在华广设租界的原因，并简要评析。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开办这些行的主人，即所谓的“行商”，向朝廷捐呈大笔钱财，以保证他们的垄断性特权；据说捐资的数额约为20万两，或5．5万英镑。据称在明代万历时期（1573-1619年），就有大约三十六个行商与十四个国家进行贸易。到明朝末年，行商的数目下降到了十三个，故有了“十三行”的名称，一直持续到清代。由于广州贸易是在外国私商和中国臣民之间展开，所以无需任何官方的外交关系，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来即可。这样，洋商与中国官府之间不允许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洋商只能通过指定与他们做生意的中国特许商人，向总督、巡抚和“户部”转呈禀贴。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
材料二英国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最初的正式全名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它是由一群有创业心和有影响力的商人所组成。这些商人在1600年12月31日获得了英国皇家给予他们的对东印度的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1609年，詹姆士一世向东印度公司发出了一张不设期限的特许状，特许状只会在公司连续三年没有盈利的情况下才会被取消。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挥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力。东印度公司的敌人包括商业竞争者、敌对国家和国内的敌对势力，因此它需要更多的保护权利。1680年，公司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1858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行商”产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点并分析二者对中英两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置市舶司（古代管理对外贸易机构）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根据考古，东起日本，南到印尼，西到东非，甚至在非洲内陆的津巴布韦都有宋代瓷器的迹象。……据记载，与宋代进行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五十个，其中宋代海船直接到达的有二十多个。……北宋初年，广州的市舶收入只是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2%，到了南宋初年占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20%。
——梁俏《宋代海外贸易特点及其评价》
材料二 明朝初年，曾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之余部，入海为盗，且“每诱岛倭入掠”。《皇明祖训》记朱元璋认为，日本 、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15国，“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朝廷“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摘编自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材料三 1757年，清政府以“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由，下令关闭宁波、厦门和松江三港的海关，只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又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商不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商馆中经营；商、民不得向外商借贷，不准为外商打探商业行情或受雇于外商。
——张九渊《中国经济史概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对外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明初实行海禁政策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政府实行何种海外贸易政策，并分析其经济根源及影响。
材料一：1686年，清政府设立广州十三行。从官府的角度来说，十三行是外商的代表；从外商的角度来说，十三行又是清政府的代表。行商是得到官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从行外买进的商品，如果不通过行商此无法外销。因此，“通过行商采购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取一部分手续费，然后以行商的名义办理出口报关”。在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后，粤海关的税收成为皇家的重要财源。康燕六十年（1721年），进入粤海关的船舶附加税为3%，雍正六年（1728年）增加到10%.“咸丰六年（1856年），亚罗船期事起，英军再攻广州，居民愤慨外人频年横暴，不问黑白，烧夷馆，洋行被殃及”，十三行的命运遂告终结。摘编自王询等《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材料二：1602年，荷兰议会颁布了荷兰东印度会司的“公司成立特许章程”。根据特许章程，东印度公司被授予从荷兰到好望角以东以及经由麦哲伦海峡的贸易垄断权。章程明确规定了工作分配，如造船、装备和这回货物的贬卖等。阿姆斯特丹商部负责一半，泽兰商部负责四分之一。这既是“业务份额”的划分，也是“股份”或权利比例的分配。行使公司管理权力的董事席位也大致按此比例分配。荷兰东印度公司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从事海外贸易，攫取商业利润的时期，其途径是贱买贵卖；二是侵占殖民地实行赋税掠夺的时期，其方法是占据广大的领土，直接的掠夺。荷兰及其东印度公司的权威建立在商业霸权之上，但是以贸易为灵魂、脱离工业生产的荷兰成为工业革命浪潮中的落伍者，最终东印度公司一度拥有的繁华岁月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
——据仲继银《荷兰东印度公司》等改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广洲十三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职能，并加以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分析广州十三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