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引发了中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流。中国儒家哲学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武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 1792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借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清廷。然而，在觐见乾隆帝礼仪的问题上与清方产生分歧，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最终双方达成折中意见，改行免冠屈一膝之礼。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妄自骄矜”“无福承受恩典”十分不悦，当觐见完毕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通商口岸的诸项要求时，概予严词拒绝。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并分析“‘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的原因。
(2)结合所学，评析材料二所述的中英“礼仪之争”。
一个做法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逼迁沿海居民，尽毁沿海民房物资和船只，在沿海地区挖界沟、筑界墙、设警戍，其目的是制造出一个无人区以作为隔离地带，即所谓“立界移民”，又称迁界。
一次对话
（《康熙起居注》记录了1684年康熙与大臣席柱的一次对话。）
康熙曰：“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
席柱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等处系新得之地，应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康熙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射利故也。”
一些规定
| 1683年 | “（迁民复归故土）甚为紧要，应察明原业，各还其主。” |
| 1686年 | “外国船只在四海关中之一交了进口税，其他三关不得再重复征税。” |
| 1689年 | “采捕鱼虾船只及民间日用之物并糊口贸易，俱免其收税。” |
| 1715年 | 禁止将船只卖给外国，禁止水手超额，禁止海员出海多带米粮等。 |
| 1717年 | “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 |
——据韦庆远《明清史新析》
对康熙时期（1622-1722年）的海疆治理进行评析。材料一 郑和七下西洋盛况空前，但是他下西洋的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本应存于兵部档案，如今却已荡然无存。据称有大臣因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国家财政难以负担，生恐皇帝再有此举，故私自藏匿并销毁。郑和之后的明清时期，政府转向放弃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关上了通往海洋的大门，直到四百多年后被西方国家用枪炮强行轰开大门。
材料二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认为海洋经略“实为海疆久远之谋”；魏源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而且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推动海洋贸易生产发展，“以商贾为本计”的海洋经略思想……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李鸿章发出了“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海防之要莫重于水师”的呐喊；张之洞提出了“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指出：“海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海洋经略主要体现在有限的海洋防卫力量建设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科技等广泛的范围内较为全面的经略海洋，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一系列海洋立法，发布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等政府性文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解决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思想，使我国海洋事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我国仍然与海洋强国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摘编自刘中民《国际海洋政治专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基本海洋政策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先进人物的海洋经略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背景。
(3)简要评析材料三中的中国现代海权思想。
材料一 《乾隆御制诗》中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说：“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又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初）恭亲王和文祥首先认识到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过谨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强烈地感到，西方列强通常能够信守条约。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材料三 下表所列为两位历史学家对清朝与列强签订条约的看法。
| 徐中约 | 费正清 |
| 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条约口岸和扩展商务，争夺贸易利益和经济特权，俄国人则既强调贸易收益也强调取得领土。从民族危机角度评论，侧重于侵略的负面影响。从南和从北而来的这两股推进势力，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种钳形活动，越来越紧地掐住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和俄国是影响中国的两个主要根源。 —《中国近代史》 | 到了19世纪60年代初期，外国商人与外国势力因各种有利条件使中国的贸易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更密切，从近代化角度评论，侧重于侵略的正面作用。也随世界市场的荣枯兴衰而起伏。外国人因为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得以跻身这个帝国的统治阶层。若说这样的结果是把中国当殖民地来剥削，不如说外国人有幸参加了中国企图西化的过程。 —《剑桥晚清史》 |
（1）根据材料一，指出乾隆时期的对外政策，并概括其原因。
（2）材料二反映的清朝统治者对外态度是什么？他们在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一种观点。（要求：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柴出海行为从未间断。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债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诸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世祖实录》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精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趋势。
材料一 国朝（指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至（乾隆）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
——摘编自梁廷桁《粤海关志》卷25《行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此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列强的协定关税权。自1863年，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大权近半个世纪，他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海关管理制度与现代邮政系统。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三195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独立的专门的海关税法，统一了全国关税制度。它存在的基本问题是：总体关税水平过高，税率结构不尽合理，税则的商品分类目录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的需要，等等。1985年颁布的同名税则对这些方面进行了修改，主要是改变商品分类目录，调整进口税率。
——摘编自黄天华编著《中国关税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史上洋人把持近代中国海关大权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关税制度发展变化的认识。
材料 “昨据尔（英）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例，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币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恐尔使臣回国后禀达未能明析，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
——《东华续录》（乾隆朝）卷四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乾隆皇帝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表达清晰。）
材料一明初，政府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宁波等地的市舶司，只允许有朝贡关系的国家来华贸易，严禁民间与外国贸易。然而，沿海商人为了生计，仍冒险与外商进行走私活动。1517年，葡萄牙遣使来华要求通商，因不在朝贡国名单中被驱逐出境。葡萄牙人只能在海上与中国走私商人交易。
之后，中国商人引葡萄牙人来到宁波港外的舟山群岛，葡萄牙人未经明政府的允许，就将六横岛和佛渡岛开辟为双屿港，并在此建房、修港口、成立自治的市政机构。来自美洲、欧洲、日本的白银、珍珠、皮货等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向中国走私商人换取丝绸、瓷器和茶叶等，逐步形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自由贸易港。
1548年，明朝政府派兵攻入双屿港，用木石“筑塞双屿港而还，番舶后至者不得入”，这个国际自由贸易市场自此消失。其后，葡萄牙继续寻找新的中西贸易中转站，1553年获得澳门租住权，最终葡萄牙和西班牙构建了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钩织出一个全球贸易网络。
——摘编自王颖《双屿港命运与东西方历史的分野》等
材料二16世纪重要商路示意图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评析双屿港的兴废。
（2）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述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及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对欧洲商业的影响。
材料一 18世纪的英国政府依然推行重商主义。为保障毛纺织品出口，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禁止羊毛出口，又禁止工匠和技术工人移居国外，并长期禁止纺织机械及其他设备出口。为避免外来竞争，170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丝绸及印染棉布进口，这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东方贸易造成重大打击，但却促进了国内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进口商品的高关税相对应，英国政府又实施出口补贴政策，以推动对外出口。18世纪末，重商主义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开始尝试自由贸易政策，80年代英国与宿敌法国签订了一份自由主义的商业协定，赋予两国在欧洲商业和贸易中的完全自由。
——摘编自钱乘旦、刘金源《英国通史（四）》
材料二 清朝满族当政，以少制多，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坚守重本抑末政策，但康熙也提出“恤商”和“利商便民”口号，清延长期对待工商业既不提倡，也不大禁。清朝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给官营手工业者自由，放弃明代官矿政策，允许商民开矿。政府财政税收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商帮为政府和皇室专卖物质，并兼营典当、汇兑等业务，势力经久不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家财税长期主要来源于田赋，海关收入比重在1753年四口通商时所占岁入税额仅四十分之一，乾隆后期进一步改为一口通商；另一方面进口商品除了铜、铅就是一些高档奢侈消费品，对外贸易没有建立在自身迫切需要之上。
——摘编自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18世纪中英工商业政策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前期的工商业政策。
①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措施②清朝为严格限制对外贸易而设立的机构
③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④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
| A．①②③ | B．②③④ | C．①②④ | D．①③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