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为据《汉书·食货志》简编而成的《西汉农民家庭年收入(粮食)与支出情况表》。
材料二 汉代农民“外出为庸(佣)”的现象颇为普遍，如“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申屠蟠家贫，佣为漆工”“栾布穷困，卖庸于齐，为酒家保”等。
材料三 由于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发展的限制，田庄主不可避免地会对田庄内的宾客、徒附和奴隶进行剥削。同时，由于田庄作为一个综合经营的实体能够“闭门成市”，自给自足，使得它带有种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倾向性。特别是那些拥有大量私人武装的田庄，在国家控制无力时，田庄就会成为割据势力的政治支柱和经济基础，成为国家统一的对立物。如《后汉书·酷吏·李章传》记载：“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汉末董卓在郿筑坞，高厚七丈，周围一里一百步“积谷为三十年储”，号曰“万岁坞”。“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缋毂纨素奇玩，积如丘山。”董卓认为有了郿坞，“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董卓传》)。再者东汉时期的豪族在田庄中隐瞒大量田产和劳动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纳入国库，而是作为地租被田庄主所攫取，影响国家的经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东汉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使得东汉封建经济的发展不是像西汉那样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定”。
——杜庆余《论汉代田庄的历史地位》
(1)材料一、二反映了什么社会问题？与材料三体现的经济现象有什么关系？
(2)根据材料三概括田庄经济的危害。
材料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租佃制生产关系、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唐代的户籍制度早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一种城乡分开、有产户无产户区分的新的户籍制度在北宋前期形成。……宋代在籍制度上单独设立城镇户口“坊郭户”。 坊郭户和乡村户户籍以有无常产(房屋及财产)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以常产多少划分为＋等以承担赋税及科配(属临时性赋税)。但不少地方常将客户也划分在＋等户内。……一等户中有些特别富有的，被称为“极户”“无比户”：高强户”；享有一定特权的‘官户”，也大都在一等户内；而包括官户以及州县的公吏和乡村政权头目中的上户，称为”形势户”，都是租佃制生产关承中的大、中地主，……坊郭客户为城镇介民，多为小商小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邦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为佃户、主户的雇工、佣工等。
——摘偏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以客户为立体的流民(年饥或避兵他徒者),是社会治安的一大问题，更是户口统计、户籍管理的一大问题。宋朝规定：“居作一年，即听附籍。”即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即被列入当地户籍，成为当地人口，并承担相应的赋税。……对于房郭流民，宋政府采取对流民进行登记的办法。负责登记的官吏，“每见流民，逐家尽底唤出本家骨肉，亲自当面审问真实人口，填写姓名口数”。流民离开之时，居停住人要主动报告官吏，销毁其临时户口。
——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指出宋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户籍制度的影响及启示。
材料一 16-18世纪中国的农业又有了新的跃进。明清两代的农业著作大为增多，体现了农业的新发展。粮食作物的种植是农业的中心，16世纪引进的玉米和甘薯后来推广到全国，增加了全国粮食的总产量。除了粮食外的经济作物种植也有所发展，如桑、棉、简麻等。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他们新的选择完全是从营利出发的，地主将一部分土地用于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生产。一部分农户开始了新的选择，放弃了作为主业的粮食生产，专门从事其他类型的农业，成为蚕农、棉农、茶户、果农等。
——摘编自薛国中《16至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材料二 18世纪中叶，英国农业革命开始大张旗鼓推进。随着人口的增长，实行粮食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由此，中小地主开始呼吁政府和议会支持领主圈地，议会以立法形式颁布了一系列的圈地法案。圈地运动促进了土地产权及经营模式的变革，资本主义农场规模不断扩大。为了提高土地的收益，英国涌现出一大批农业改革家，如汤森德勋爵推广了四圃轮作制；苏格兰人安德鲁·米克尔发明了一款可以使用多种动力的脱拉机，解放了人力。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琼斯所指出的：“在18世纪的英国，如果没有农业变革，没有农业产出增长，工业化与经济发展便不可能实现。”
——摘编自刘金源《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材料三 中国在1980—2010年间经历了其现代化（即带有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农业革命。把其与不同类型的农业革命相比，为我们说明的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
（1）根据材料一，概括16-18世纪中国农业“新的跃进”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英农业革命的不同。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当今中国应该如何提高农业发展质量与效益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时，户籍制度已大体形成，其中千里王畿之内的习民数制度是周代户籍制度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王权对其所辖领地享有无限的权力，王畿之内的劳动者是天子可以直接役使与剥夺劳动的对象，也是王权巩固的基础。
春秋时期，齐国首创严格的以定四民之居为目的户籍制度。战国时期商鞅将“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在两汉时期，口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和算赋（成年男女的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摇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凡编入国家统一户籍的民户，都称为编户。政权还进行严密的户口登记的查验工作，规定每人必须著名户籍，防止入户脱籍。这一制度一直被历代封建王朝继承。
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失去土地的农民因无法承受原来的租调负担而纷纷逃亡，唐德宗时开始推行两税法，规定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到明洪武年间，封建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整理的结果被编制为鱼鳞图册，这是中国历史上地籍的正式独立。清康熙帝在1712年发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使人丁与钱粮脱钩，丁税与户籍分离。
——摘自吴昆《中国古代户籍管理与现代户籍管理比较》
材料二 20世纪，清政府在参考日本和欧美等国户籍法规的基础上，于1911年初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户口登记与管理方式来规范的户籍法律。1912年《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此条文为民国时期历次宪法所承袭。1915-1927年北洋政府相继颁布了《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等户籍管理法规。清末民初制定的户籍法律，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使户籍有了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功能，不再单纯是国家管制工具；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诉讼抗告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新的户籍法律实施，大批农民来到城市，成为第一批城市化的新市民。
——摘编自王海光《中国户藉制度现代化演进路径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早期户籍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户籍制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