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96年起，英国对美国的外交旨在运用战略克制以期弱化同美国之间的地缘竞争。在白令海峡捕鱼权问题、巴拿马运河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双方相互协调、达成共识并签署协议。这种“共容”给当时（大英帝国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社会带来的福祉，离不开极少数杰出外交家（如英国的索尔兹伯里侯爵）或政府首脑（如美国克利夫兰总统）的斡旋，从而使英美两国从冲突螺旋的窘况中平稳退出。

美西战争爆发后，英美之间的“利益共容”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双方的贸易和金融既得利益者成了改善关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英国也在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国表示支持……美西战争爆发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态度不同，英国的公众舆论、国内主要报纸杂志几乎压倒性地支持美国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大量政治社团向英国政府公开表示支持英美友好，媒体和公众的这些立场也为政府所接受。

英美关系研究存在一种惯性思维，不妨称之为“文化解释论”偏好，即认为英美在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亲缘关系，一般不会倾向于兵戎相……凭借大西洋、太平洋之辽阔海城的屏障，颇具贸易大国色彩的“自由主义”美国似乎更容易与英帝国分享“相容利益”，从而有别于德国在欧陆采取的进攻型现实主义崛起路径。

——摘编自赵斌《“利益共容”与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一英美、英德关系（1898-1945年）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