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及其解决的道路，取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少了两件东西∶独立和民主。却多了两件东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中国革命有在农村首先胜利的可能。

——摘编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等

材料二   1953—1957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58.2%，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这些建设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新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郭笑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

材料三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指出，14年前（即1978年）我们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当前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编自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   从80年代起，中国开始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分两方面进行。第一，土地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1986年，国家通过了土地管理法，成立了国家土地管理局。第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在使用权上，变过去无偿、无限期使用为有偿、有限期使用，使其真正按照其商品的属性进入市场。1982年，深圳特区开始按城市土地等级不同收取不同标准的使用费。1987年4月国务院提出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同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11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土地管理局等部门的报告，确定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福州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12月，深圳市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是新中国建立后首次进行的土地拍卖。

——摘编自《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新华网）

材料一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清政府施行的矿务政策主要是大力发展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对民间开矿的态度基本是禁止和限制的。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左支右绌，一些官员提出“广制造、兴矿政，以开源也”，呼吁发展采矿业以挽回利权。清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实业救国“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逐渐改变清初的矿业政策，开始允许民间开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清廷下旨命各省五金各矿“宜及时攻采，以期推广”。

——摘编自程博《清末民初矿业法制变革初探——从焦作煤矿实便展开》

材料二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矿业法》，置各矿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并要求所有外资经营的煤矿依法划区设权，领取开采执照或者重新改组。实业部对于无证私采之矿，加以取缔；并将已设定矿权的矿，按期开列清单，分发各路局查考。依据矿业法的规定，矿税被分为矿区税与矿产税两种，凡已设定矿权的厂矿必须缴纳矿区税，该税由农矿部（或实业部）委托省市主管官署代为征收转解。对于各大矿业公司，其矿区税数额较大者，由实业部直接催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加强了对重要矿产资源的统制。1931年11月，由实业部牵头召集救济长江煤业会议，并于上海设立国煤救济委员会，以应对长江流域的煤荒，促进煤矿业产运销合作。1933年6月，实业部召集各煤商及有关各部召开修车运煤会议，以增进运输而谋路矿之合作。1935年，国民政府以钢铁关系国防安全为由，规定苏、皖、鄂、赣、湘五省境内铁矿将不再准许人民承租，全部收归国营。

——摘编自向明亮《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材料三   1994年，国务院发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确立了矿产资源的资源性资产性质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平等的财产交换关系。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矿产资源法》，允许矿业权流转，这促进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矿产资源管理逐步走向市场化。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此后高速发展的中国矿业中经受住了考验，而在与国际矿业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中国矿业也在不断拓宽视野，逐步提高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摘编自赵凡《我国矿业权制度改革40年综述》

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三   随着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相关企业、行业在全球市场主导之争也日益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体系和企业价值体系进行“围追堵截”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方某些组织、企业捏造所谓“强迫劳动”来抹黑新疆棉，其真实意图是利用自身影响力破坏我国棉产业基础。“打铁还需自身硬”，新疆棉产业只要保持信心和定力，不断转变经营观念，并采用有力措施加以应对，就一定能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的“魔咒”，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编自牛方《新疆棉事件：热搜之后的冷思考》

秦朝彻底废除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全国共设36郡，后来陆续增设至40余郡，郡下设县。

郡、县主要官员均由朝廷任免，他们通过自战国沿用下来的“上计”制度接受中央考核。县以下又有乡、里两级基层管理组织。这样，秦王朝的统治由朝廷下至郡、县、乡、里，层层控制，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又自下而上逐级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这也是秦以下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统治模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辛亥革命是秦朝以来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一次历史性转折。中国历史上扳倒皇帝的例子有很多，但每次扳倒后，又有新的皇帝登上那个宝座。辛亥革命则不同，其目的不是拥立新皇帝，而是推倒任何皇帝。皇帝被掀倒了，皇帝宝座被废除了，人民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共和观念，成立了共和国，即中华民国。从此以后，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顷刻覆灭，便是天下共击之的例子。

——摘编自张海鹏《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