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这条政策区别于以往的主要意义在于，摘掉了扣在乡镇企业头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帽子，解决了当时由承包制引起的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为乡镇企业在新环境下指明了发展路径。此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乡镇企业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来源。1978～200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逐步提高，由人均年收入308元增加到8369元，乡镇企业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8. 2%提高到46. 4%，乡镇企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带动了农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启了城镇化的进程。

——摘编自李晓寒《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由于当时农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城市工厂可以将一部分宜在农村加工的产品或零部件有计划地扩散给社队企业经营，这给城市工业的“三废”等污染进入农村地区提供了渠道。一些高污染的行业如造纸、化工等则以联营、分厂等名义进入农村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此，198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明确指出“禁止污染向乡镇、街道转移”。此外，这一时期农村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促进乡镇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一是乡镇企业未经处理排入环境中的“三废”，导致了水、土壤和空气的污染；二是乡镇企业为扩大规模，大量砍伐森林，占用耕地，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从污染范围和程度来看，乡镇企业引致的污染已远超城市工业污染，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因此，“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要合理规划，应当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

一摘编自闵继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环境治理的变迁》

材料一   晚明，赋役货币化，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在农村，农业商品化增长，冲击了自然经济，地主和佃户关系出现新变化；在城市，随商品经济繁荣工商业城镇兴起，出现了新型手工工场；商帮崛起，形成全国性市场网络，社会经济结构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人们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转向对物的关系，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以白银为主币的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几乎成为全社会取向，国家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儒学平民化趋势明显，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形成多彩的文化现象，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

——摘编自《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随近代工业出现，我国封建社会结构缓慢变化。1949年后，我国农民占89．4％ ，直到1978年仍占82．1％ ，基本还是农业社会；1953年，随“一化三改造”，形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结构；19６0 年，为应对经济困难，我国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后，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80 年代后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在全国，非农产业职工已占53． 1％ ，按国际惯例我国已不是农业社会；随户籍制度调整，农民、工人分化，我国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等新的社会阶层，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摘编自《我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材料 侯永禄，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1931年农历9月27出生，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坚持写了近60年的日记！他6岁去私塾读书，1944年高小毕业后进入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并于1948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回乡务农。新中国成立后，候永禄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大队会计。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又先后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侯永禄当过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担任过大队农科站站长，路井公社“抽取黄河水水灌溉工程”指挥部工作组组长等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侯永禄带领村民们勤劳致富奔小康，德高望重。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和村民们的生存经历，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折射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民族的命运……

——《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

材料一   1949—1955年，凤阳县经历了6年的快速发展期。但到1958年8月，凤阳县全面实行人民公社后，由于生产资料完全公有、经济活动集中统一、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造成粮食亩产量一直很低。1978年，凤阳县遭遇了百年未有的大旱，全年降水量只有正常年景的一半，全县三分之二地区人畜吃水出现问题。为了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来年不至于挨饿、讨饭，1978年11月24日，生产队干部召集全队户主开会，经过讨论，这18户最终签了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大包干协议”。然而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事，很快被公社发现了。面对社会上出现了打压各种责任制的趋向，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指示凤阳县的“大包干”目前“一律不要变动”，以及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的“干一年试试”的支持，小岗的“包干到户”最终得以保留下来。

——刘同山《从“大包干”到现代农业发展：安徽凤阳县的经验与启示》

材料二   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普遍推行，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农业经营体制上的弊端被革除，集体所有制在发展中不断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1979年秋后盘点，小岗生产队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2万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是过去20年的总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凤阳的成功，为其他地方实行承包制提供了经验借鉴。至1983年春季，全国95%以上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为乡镇企业在新环境下指明了发展路径。1985年年底，中国农村乡镇企业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比1984年增长了641.1%。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这些企业集聚，“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模式由此大规模产生。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为我国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罗玉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农村改革历史脉络、经验总结和未来发展》

材料一   18世纪中叶后，议会通过的圈地法案迅猛增长，六七十年代约900项，1793~1815 年间约2000项，导致敌田或公地占比持续下降，农场的平均规模由17世纪的59英亩达到18.世纪的77英亩。期间，大农场饲养品种更为优良的牲畜，如良种绵羊:使用更好的农具，如到1808年配件易于更换的标准化铁犁开始投入使用，推动了铁犁全面取代木犁的进程。马拉播种机、马拉锄与脱粒机相继发明与改造；购买更多的肥料；四圈轮作制以及甜菜、马铃薯、油菜、萝卜、目蓿等作物得到极大推广。

——摘编自刘金源 (《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材料二   在联产责任承包制度下，土地使用权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给村民，农业收入虽然很低，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权利，其所起作用相当于一个生存的安全网，防止了完全的无产化。在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部分中年以上的农民或妇女，可以继续耕种其家庭承包地，保有其使用权。因此，无户农业工人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

——摘编自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