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农村改革受到的阻力是不小的 。1980 年 9 月 , 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 书记座谈会 。会议纪要指出 :“就全国而论 ,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 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 , 而不是会脱 离社会主义轨道的 , 因而并不可怕。”会后 ,许多干部纷纷深入基层 , 带领群众研究措施 , 坚 持从各地具体实际出发 ,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 ,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 , 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可以并存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

—摘编自金冲及《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二   农村改革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 ,一步一步获得共 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 引导出农村 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 。放宽农村经济政策 ,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 和选择权;调整宏观农业政策 ,又使农民的选择得到了利益刺激 。于是 , 多数农民选择了包 产到户和包干到户 。最终 ,农村改革对增产的显著效果为自 已获得了合法性 。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的改革。

—摘编自萧冬连《筚路维艰 :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为4.5亿亩，2017年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位列世界首位，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保证。与此同时，我国集成推广了一批粮食绿色高产高效模式，杂交水稻、耐密型玉米等品种大面积推广，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一喷三防等实用技术广泛应用，为粮食现代化生产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引领作用。从1978年开始，粮食市场化改革就在探索中前行，从初期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我国粮食市场由分割逐步走向一体化，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粮食能从吃不饱转变到吃好状态，这也是与政府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王济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粮食安全：成就、问题及建议》

材料二   据统计，2010—2019年的10年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2%，粮食消费年增长率2.7%，粮食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率0.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每年新增人口大约600多万人，新增的城镇化人口大约2000万人，每年因为人口增长和需求增加需要粮食消费新增100多亿斤，但我国户均耕地7亩左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发达国家的1/40，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缺口需要通过粮食储备和适量进口加以调剂解决，但是世界粮食市场不具备支持我国粮食安全的能力。我国年消费的粮食数量到2021年将达到14000亿斤左右，而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贸易量只有6800亿斤。

——摘编自尹成杰《后疫情时代粮食发展与粮食安全》

材料一   晚明，赋役货币化，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在农村，农业商品化增长，冲击了自然经济，地主和佃户关系出现新变化；在城市，随商品经济繁荣工商业城镇兴起，出现了新型手工工场；商帮崛起，形成全国性市场网络，社会经济结构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人们与市场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关系由对人的依附关系转向对物的关系，旧的等级制逐渐分解，出现新的社会分层；以白银为主币的货币经济极大扩展，商业性行为几乎成为全社会取向，国家丧失了对货币的控制权，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儒学平民化趋势明显，上层文化与世俗文化交融，形成多彩的文化现象，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

——摘编自《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随近代工业出现，我国封建社会结构缓慢变化。1949年后，我国农民占89．4％ ，直到1978年仍占82．1％ ，基本还是农业社会；1953年，随“一化三改造”，形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阶层结构；19６0 年，为应对经济困难，我国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1978年后，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80 年代后期，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在全国，非农产业职工已占53． 1％ ，按国际惯例我国已不是农业社会；随户籍制度调整，农民、工人分化，我国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等新的社会阶层，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摘编自《我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材料一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发展情况

——摘编自吴宾《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材料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要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让农民能获利、多得利，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多措并举、凝聚合力、久久为功，才能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改编自李浩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一   中国人很早就对劳动问题有所关注。春秋时期《诗经》里就有很多描述劳动的场景。尽管在古代中国传统主流思想中，劳动者往往受到轻视，地位并不高。但也有重视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如战国时墨家与南北朝的《颜氏家训》就反对轻视农业生产劳动，重视农业知识的学习，批评士大夫“未尝目观起一垡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收”。古代统治者虽然轻视劳动和劳动者，但鉴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有重视劳动者的一面，即所谓“以民为本”。其重点关注的是劳动者整体。

——摘编自田守雷《中国主流劳动价值观变迁研究》

材料二   我国从1949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终于解除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让社会劳动生产关系、生产力能够得到更加合理协调的发展，让我国的劳动力实现了以薪酬为工资的机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探索我国劳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劳动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摘编自买买提·阿不拉《劳动价值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析》

材料   晋江的乡镇企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乡镇企业再次兴起，晋江农民纷纷利用“闲资金、闲房、闲散劳动力”等有利条件创办乡镇企业，以联户集资企业为主要形式。面对社会上掀起“姓资姓社”讨论的风波，时任省委书记项南肯定并支持乡镇企业。1984年9月，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晋江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大力扶持乡镇企业。据统计：从1981-1985年，全县乡俱企业单位总数增长1.87倍，企业人数增长43%，总收入增长3.27倍，参加联户集资的群众达3.46万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6%以上。

1985年的“晋江假药案”，将晋江的乡镇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晋江全面整顿企业，狠抓产品质量，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诚信经营，建立了福建省第一家质量检验所。当年晋江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此后晋江继续创造奇迹，乡镇企业保持兴旺的发展。

——摘编自张东奇《试述项南对晋江改革开放的贡献》

材料一   北京市从和平解放之日起就开始着手农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建立了生产救灾办公室。1950年11月，北京市委提出畜力、农具互助合作之外，应“试办土地入股合作社”的设想，年底发动爱国增产运动。1952年，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在推广农业信贷措施的同时，北京市还结合农贷大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率先确定了先普遍推行牲口保险，重点试办棉花保险的方针。

——摘编自范明《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农业政策述评》

材料二

----据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1929—1997年无锡农户纯收入结构（%）变动情况

●经营性收入，指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

●工资性收入，包括在集体组织劳动的报酬收入、在企业劳动的报酬收入、其他劳务收入。

●财产性收入，指通过自己所拥有的各类财产获得的收入，包括银行存款所得的利息、房屋出租所得的租金等。

●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住户的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住户之间的经常性收入转移，包括养老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等。

——摘编自赵学军《无锡农户收入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