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的建立使农村社会初步建立起了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借由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起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就此实现了对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农村民主制度的建立。

——摘编自狄煜《基于ISM的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变迁影响因素研》

材料二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的社会管理没能解决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甚至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其变革也系势所必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行的双重农村改革不仅直接促成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系的全面解体，而且由此导致了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重建。

——摘编自戴利朝《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材料三   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治理法律体系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由政策主导逐渐转向法律法规导向。2002年相继出台《土地承包法》与《农业法》修正案，而后《个人所得税法》（2008）对于农业税的免除、《保险法》（2008）对于农业保险的增加都进一步体现了经济法对于农村基层治理法律体系完善的介入。

——摘编自张慧瑶《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

材料一   从1927年1月开始，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县，行程七百公里，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1947年，毛泽东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毛泽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并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中国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领导农民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奔云《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

材料二   1982年，中共中央批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推动了农村改革步伐，促进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改革。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正式规定人民公社要政企分开，建立乡政府。1987年，全国人大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提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以及村民会议的权力和组织形式等都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从此村民自治工作进入了制度化、法制化的新阶段。

——摘编自李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

农村有“文章”

材料一   大包干一出现，就像“十月革命一声她响”那样，震撼了整个神州。从小岗村开始，大包干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燃遍中华大地，唤起亿万农民汹涌澎湃的积极性。偌大的中国，在每年增加上千万人口，减少几百万亩耕地的情下，农产品供求关系居然连续保持基本平衡，一举结束了不得温饱的历史，跨入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摘编自杨雍哲《大变革中的中国三农问题研究》

材料二   包产到户这一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使得原来干部靠上面任命，生产和分配以集体为单位的管理体制失去了依托。与此同时，广大农民在政治上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参与社会生活，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这都使农民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关注村中事务的管理，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经济上的自主权利。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农村设立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原则及其框架。

——摘编自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材料一   自北魏孝文帝起，历代均田制的实施，就是不普遍的、打折扣的。以唐代为例，尽管唐初均田令规定授予民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但各级官员利用特权大量占田，“公田”日少，再加上“丁口滋生”，政府并没有足额土地授予民众。唐代开元年间的户籍文书记载，有户主余善意应受田一顷六十一亩，实际只受二十八亩，但要交的租调却一点未减，需要“纳租二石（“一丁之租”）。民众苦困，“耕者日少，田有荒芜”，到武则天时，“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摘编自杨志玖《论均田制的实施及其相关问题》等

材料二   明代前中期江南平原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一个无牛农户可种稻25亩上下，自明后期以来，水稻与春花轮作的“新一年二作制”逐渐推广。在这一新的耕作制度下，时人提出：“上农夫一人止能治田一十亩”。在苏州、松江等江南蚕业和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妇女大多不下田劳动，所以农户耕田更要少一些。明后期以来江南“人耕十亩”经营规模的出现和普及表明这种经营规模下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比其他经营规模更佳。

——摘编自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

材料一   宋朝较为重视农政的制度建设。在管理机构方面，中央的户部、工部、司农寺，地方州县长官乃至地方监察机关等机构均负有管理农业的职责。发端于前代的劝农制度，至宋代已经相当完备。除皇帝例行的亲耕籍田之外，首次设立了劝农机构——劝农司，又在地方官的官衔上加上劝农职事。从中央至地方，制订了一系列农业法规条文，其内容关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诸如赋税、水利兴修、虫害除治等。宋廷多次将前人的农业书籍刊刻颁行，地方官在《劝农文》中介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农民生产，提高农民的耕作技术。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开垦荒田，注重水利的兴修，使农地能旱涝保收。同时重视推广优良作物，扩大复种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为解决农民的资金不足，政府通过举办政府农业贷款、调节富户与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免征农器税与耕牛交易税等多种措施加以解决。

——摘编自周方高《宋朝农业管理初探》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科技工作，及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先后制定了《1951-1955年农业科研计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和《1963-1972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到1966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农业科技研究、教育和推广体系，各级农业科研单位紧密联系生产实际，在统一规划下分工协作，科研工作进展较快。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后，农业科技在恢复中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79—1988年获得国家奖励的农业科技成果奖312项。1972—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量中27%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1981—1985年期间，提高到30%～40%。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反复强调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实现快速发展。

——摘编自信乃诠《新中国农业科技60年》等

材料一   18世纪中叶后，议会通过的圈地法案迅猛增长，六七十年代约900项，1793~1815 年间约2000项，导致敌田或公地占比持续下降，农场的平均规模由17世纪的59英亩达到18.世纪的77英亩。期间，大农场饲养品种更为优良的牲畜，如良种绵羊:使用更好的农具，如到1808年配件易于更换的标准化铁犁开始投入使用，推动了铁犁全面取代木犁的进程。马拉播种机、马拉锄与脱粒机相继发明与改造；购买更多的肥料；四圈轮作制以及甜菜、马铃薯、油菜、萝卜、目蓿等作物得到极大推广。

——摘编自刘金源 (《农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经济转型》

材料二   在联产责任承包制度下，土地使用权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给村民，农业收入虽然很低，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权利，其所起作用相当于一个生存的安全网，防止了完全的无产化。在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部分中年以上的农民或妇女，可以继续耕种其家庭承包地，保有其使用权。因此，无户农业工人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

——摘编自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材料一   1862年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确立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宅地法》规定：年满21岁的公民，只需交纳10美元的申请费，可免费获得未垦种土地160英亩，连续耕种5年后就可拥有对该块土地的最终拥有权。1868-1900年依该法向农民分配的土地达8000多万英亩，对西部农业开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并没有按照美国人民的要求把国有土地全部划为宅地分给劳动人民，只有一小部分土地分配给了移民，而且位置偏远、土质贫瘠、限制在已堪定的地段内，其实是经过拍卖、先占、赠予等分配方式后的残留地段。大部分土地则通过各种渠道转到了土地投机商及大公司手中，它远远没有满足人民的土地要求。

——兰建英《美国近代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探析》

材料二   在1992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中，曾一度出现农村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流向工业领域的现象，致使1992年至1994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粮食出现连年减产，粮价上涨，对此，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从1995年起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四是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至2000年，中国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郑有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一2019）》

材料一   中国人很早就对劳动问题有所关注。春秋时期《诗经》里就有很多描述劳动的场景。尽管在古代中国传统主流思想中，劳动者往往受到轻视，地位并不高。但也有重视劳动和劳动者的思想，如战国时墨家与南北朝的《颜氏家训》就反对轻视农业生产劳动，重视农业知识的学习，批评士大夫“未尝目观起一垡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收”。古代统治者虽然轻视劳动和劳动者，但鉴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也有重视劳动者的一面，即所谓“以民为本”。其重点关注的是劳动者整体。

——摘编自田守雷《中国主流劳动价值观变迁研究》

材料二   我国从1949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终于解除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让社会劳动生产关系、生产力能够得到更加合理协调的发展，让我国的劳动力实现了以薪酬为工资的机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探索我国劳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劳动经济的发展对我国人民经济生活的影响。

——摘编自买买提·阿不拉《劳动价值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