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农业社会，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比较随意和模糊。钟表普及之前的中国人常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等模糊说法来表示时间。“掌灯”和季节、天气有关，亦和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有关，反映了深深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然而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材料二 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之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宣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转型时代的生态，生活·生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人时间观念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相比近代中国人时间观念的变化，并概括变化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沪上光有媒气文，俗称自来文、或竟呼其为”“地火＂（其命（名）之由，系媒气自铁管中来，而其管曲折远达，埋于地下之故）。故称其公司为“地火行”，创于同治四年（1865年），初在汉口路，次年迁往新闸，铁管遍埋，银花齐吐，当未设电灯时代，固足以傲不夜城也。电灯则始于光绪八年（1882年），创办人为西人德里，初设于乍浦路，十八年（1892年）由工部局收回自办，始迁于有恒路，建造大厂。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言纷传，谓为将遭雷，人心汹汹，不可抑置，当道患其滋事，函传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谣言乃息。至电灯、俗有“赛月亮“之称，盖公共租界初用五百支烛光之瓷罩电灯，大过足球，去地三丈余，较今日为高，而白光四射，宛如满月，故也。
——摘编自胡祥翰《上海小志》
材料二 到光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上海租界已“均有电灯，英界尤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疑白昼，颇便行人。进年（光堵三十三年前后），南市及制造局亦已装设。而城内之天灯，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近邑绅欲振兴城内之商业，装设电灯以惠行旅，他日告成之后，大放先明，居民定称利便也”。而远离上海的南汇县居民，在光绪（1875年）以前，更不知电灯为何物，但所用的好具、燃油也生了变迁。上而缙绅之家，下至棚户党腐，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
——摘编自李维清《上海乡土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海铺设市政路灯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铺设市政路灯给上海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