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由于封建等级制度以及传统礼教的压迫，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底端。传统社会提倡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需要缠足、无受教育权、无参政权、无婚姻自主权，要“足不出户”，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余瑶《<中国女报>对提升女性地位的呼吁及其社会影响》
材料二 1919年末《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宣称，“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代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重塑妇女独立人格带来的不仅有空前的心灵觉醒和思想解放，而且直接推动着妇女在实践中反抗封建家庭和礼教的实际斗争，如剪发、争取教育平等、社交公开、赴法勤工俭学等一系列运动，这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妇女的意识觉醒和妇女解放的进程。
——摘编自刘红《新文化运动中的妇女解放思想》
(1)根据材料一，概括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时中国妇女解放的出路。
材料一 1898年5月底,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校招生。此后几年,尤其是在1900年后,各地纷纷捃起兴办女学的高潮。封疆大吏、各级官员、地方士绅、以及无数走出家门的闰秀共同促成了女学的极大繁荣。由此,女教师和女学生成为社会中不可愻视的新兴群体。她们不仅成为城市中被凝视的风景,有些甚至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同时,她们不可迶免地成为各种媒介再现的对象。可以说,当近代女学初兴时,其公共性甚至大于其教育性。
——摘编自王晓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
材料二
注:《女学传习所开学》，《星期画报》,1906年第2期。图中女学传习所开学时,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为学生演讲。
综合以上材料信息,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舄（生皮制的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故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上法泰伯、主父、齐桓、魏文之英风，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变法，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
——摘编自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1898年9月）
材料二 孙中山以阳历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和成立，不用皇帝年号，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二是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农历中闰月的换算，便于年度预算；三是与国际上普遍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这部历书将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摘编自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指出康有为有关服饰改革的主张，概述其主张改革的理由。(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历法改革的措施，并简要评价其历史意义。
材料一：元代堪称中国古代市民体育的兴盛时期。元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体育活动的描述。元代人对蹴鞠的赞美，多是从它的娱乐性和健身性出发，“巧过纵园异样花，轻身健体实堪夸。能令公子精神爽，引动王孙礼仪家”。节日本身就是城市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如寒食清明之时，各地游赏可观，“暖日宣乘轿，春风宜试马，恰寒食有二百处秋千架”到处“见游人车马闹该该，王孙争蹴鞠”。城市中民间艺人的体育表演风气盛行，如武艺、蹴鞠、杂技等，或在勾栏瓦舍中“作场”，或在街头巷道中“撂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代戏剧的兴起，体育表演开始与戏剧演出相结合，成为戏剧的一种表现手段。
——摘编自熊志冲《元代市民体育初探》
材料二：1842年国门被打开之后，在通商口岸外国人的各种娱乐性体育活动进入国人视野，普通公众将其视作“西洋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西方体育进入近代中国知识群体的视野，他们把西方体育作为一种“力”与“武”的事物加以接受。1879年李鸿章派遣军官赴德国陆军学习，将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德式兵操带入中国。这是体育服务于国家和战争需要的观念的体现。19世纪末，康有为根据西方近代教育和体育理念，提出“德教、体教、智教”的教育主张，认为“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梁启超则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一战后，来自美国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流行，20世纪2030年代，源于英美的竞技运动广泛开展，逐渐取代传统体育。从30年代初开始，国民政府逐渐倾向体育军事化的德式体育模式，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摘编自张晓军《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嬗变（1840～1937）》等
(1)据材料一，概括元代市民体育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体育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使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当一部分人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据那个时候西方人的观察，“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徙，离家不计也”。面对这种情况，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缓缓荡开。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着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买办是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按照相关统计，1872-1913年中国共开办145家新式企业，已知投资人202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和官僚，有113人；其次即是买办，有50人。“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侧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买办的这些活动，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买办对普通人的生活也产生很大影响，农村通过他们才用上了物美价廉的煤油、洋布和其他棉织品。
——摘编自金普森、易继苍在《买办与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变迁》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和改组”的表现，概括指出其“两重意义”。
（2）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买办”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指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