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封建中国的家庭制度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家庭的形态是父系的。“重家”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核心观念。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崩溃，大家庭逐渐涣散，分裂为几个小家庭，父权家长制的经济基础动摇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了“家庭革命”，认为“天赋人权”是家庭革命的核心，主要内容是改革家庭关系。近代中国的读书人看到一种新式家庭生活新式的社会组织，于是以前的“天经地又”就变成陈旧的、过去的了。为了形成现代国民国家，就需要打散传统的束缚，特别是家族的束缚，再凝聚到国家层面。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家庭革命者认为家庭压制个人，要从家族、乡土甚至家庭本身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于是，家庭功能在一天天地由多到少，家庭规模在一天天地由大到小，家庭结构在一天天地由紧到松，家庭观念在一天天地由浓到淡，家庭理论在一天天地由浅到深，由旧变新，月异日新。
——摘编自邓伟志《邓伟志全集·家庭史卷》等
材料二 在中世纪前期，欧洲人的家庭生活集体依然依附于当时的土地耕作制度。份地是当时的赋税征收单位，它包容了数量不同、形式多样的家庭户。份地制度的衰落终于使家庭户成为独立的社会组织。但至少从中世纪中期起至18世纪中叶，欧洲人所说的家庭实际上就是家庭户，同住的非亲族成员也被算成家庭的一员，与户主形成假性的家庭关系。近代初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向家庭户的渗透，从前虚拟的家庭关系便转化为雇佣关系，家庭才成为一个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共同生活的亲族集体，现代的家庭概念得以形成。但是，西方的家庭生活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之下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动。例如家庭规模的缩小、工作和家庭的分离以及越来越强调婚姻生活中的情感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家庭组织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的家庭观念始终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它们的演变过程几乎就是一部简约的欧洲史。
——摘编自俞金尧《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家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近代中国和欧洲家庭变化的异同。
材料一 沪上光有媒气文，俗称自来文、或竟呼其为”“地火＂（其命（名）之由，系媒气自铁管中来，而其管曲折远达，埋于地下之故）。故称其公司为“地火行”，创于同治四年（1865年），初在汉口路，次年迁往新闸，铁管遍埋，银花齐吐，当未设电灯时代，固足以傲不夜城也。电灯则始于光绪八年（1882年），创办人为西人德里，初设于乍浦路，十八年（1892年）由工部局收回自办，始迁于有恒路，建造大厂。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言纷传，谓为将遭雷，人心汹汹，不可抑置，当道患其滋事，函传西官禁止，后以试办无害、谣言乃息。至电灯、俗有“赛月亮“之称，盖公共租界初用五百支烛光之瓷罩电灯，大过足球，去地三丈余，较今日为高，而白光四射，宛如满月，故也。
——摘编自胡祥翰《上海小志》
材料二 到光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上海租界已“均有电灯，英界尤多，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疑白昼，颇便行人。进年（光堵三十三年前后），南市及制造局亦已装设。而城内之天灯，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近邑绅欲振兴城内之商业，装设电灯以惠行旅，他日告成之后，大放先明，居民定称利便也”。而远离上海的南汇县居民，在光绪（1875年）以前，更不知电灯为何物，但所用的好具、燃油也生了变迁。上而缙绅之家，下至棚户党腐，莫不乐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
——摘编自李维清《上海乡土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海铺设市政路灯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铺设市政路灯给上海带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