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世纪20-30年代，丹日美中四国农民家庭费用分配百分比（%）

资料来源：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

材料二：1980年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王小华等《习惯形成与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验证》

材料一   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居民被固定在坊内的封闭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屡禁不止。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

－－摘编自张春兰《唐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一   《陈书·儒林传》记载，南朝时期出身于高门士族太原王氏的王元规，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兄弟三人随同母亲寄居舅父家里。当地富豪刘琪为攀上名门亲戚，想以巨资陪嫁，把女儿嫁给王元规。母亲准备答应，王元规却哭着说我们正是因为一直保持婚姻门第，才受人敬重，怎么能够因家贫就非贵而婚呢？结果这桩婚事未成。宋人笔记《萍州可谈》中记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胥”，厚胥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娇至千余缗。”

——摘编自（陈书·儒林传》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常有人以学生为对象，调查他们对婚姻问题的看法。1929年，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在调查的181名已婚学生中，自己做主订婚的比父母代订的要多，对娇事不满意而想离婚的占44.3%……随着离婚案例的增多，有些人将其视为一种社会问题，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予以肯定。如《盛京时报》刊发的一篇文章称：离婚是“国人思想发展之结果。婚姻关系人一生之苦乐，形式上虽注重在伦理上之结合，而实际上尤须赖性理之调适，徒有伦理上死板生握，生拉硬扯，未有不发生问题者。今则科学昌明，神权日衰，思想解放之花大开。离婚案件之增加，除非我们认为人类思想发展不是好事，因此非但不容反对，还当原谅，还当援助”

——摘编自郑永福、吕关颐《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等

材料一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是英国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对英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

贵族是社会的上层，土地仍是重要的财富，贵族在政治上也占上风，文化方面贵族的影响也十分大，英国社会有一种向上看的风气，下层模仿中层，中层追随上层，贵族的价值起表率作用，而维多利亚女王则是这种表率的典范。在维多利亚时代，中等阶级一直呈上升趋势，他们的队伍始终在扩大，他们也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家中有较好的摆设，有艺术品点缀其间，而且都有女仆。这个时期也是妇女地位最低的一个时期，当然，这也是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面临的问题。1851年，英国在水晶宫举行了第一届世博会，它的富庶使新老世界为之瞩目。

总之，维多利亚时代在经济上高度繁荣，文化上辉煌灿烂，它的确是英国历史上值得称颂的一个时代。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民国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元、明诸朝一样，都是社会风尚大变革的时期，而民国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深刻彻底。在中国历史上，上层阶级大规模有意识地改良风俗，除旧布新，而且达到明显效果的，应是在民初时期。可以说，中国风俗史的古代与现代之划分，是以这一时期为标志的。此后，中国风俗的现代意味才逐渐增浓，并不断得到强化。民国风俗的现代化，一方面是无情地革除残害人性的封建陋俗，一方面是大量国外习俗的直接植入。

如此，出现了民族性与国际化时尚并存的局面，二者的逐步融合恰恰是民国风俗现代化的进程。

——摘编自万建中《民国风俗演进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的休闲活动五花八门，一些人去戏院、歌剧院、参加公众演讲和音乐会，参观展览或博物馆，观看板球或足球比赛，……许多工人养成了以酒馆、咖啡馆或其他类似的聚会场合为中心的生活。人们也开始追求知识，据北部博物馆记载：职工自己教授几何学，还有自己的诗人、生物学家等。在市中心出现了“绿地”，旨在提供娱乐活动场所和新鲜空气。

——摘编自舒小昀《从消费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传入中国城市，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日益走向西化、多样化和现代化，呈现出中西杂糅、新旧并举、多元复杂、不平衡及城乡相互渗透交融等特点，鲜明地折射出近代社会变迁的历程和实践轨迹。比如，随着各种娱乐方式的广泛兴起和人们休闲质量的不断提高，各类新型娱乐场所相继涌现，彰显了多元现代的民众文化娱乐方式。

——摘编自扶小兰《论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之变迁》

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英国中产阶级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富以及在地方城市机构中的影响，参与并领导了城市改革。改造后的工业城市，其街道的扩展，照明设施的改进，以及诸如音乐厅、俱乐部及百货商店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出现，使原本只局限于家庭等狭小的私人空间的中产阶级文化由此得到扩展，形成一种在公众面前展示的公共文化。通过一系列公共仪式活动，中产阶级将阶级、身份的区别以及属于这一阶级的文化、价值观非常直观地表现在公众面前，增强了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感和阶级凝聚力，进而扩展了他们在这些工业城市，乃至全国的社会影响。

——摘编自王蓓《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工业城市改革与中产阶级公共文化》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开启近代国家转型的艰难进程。这一转型过程在国家形态上体现为近代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建立，但其内涵却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近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报刊亭、电影院、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兴建及各类文化组织的创办和成长，逐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方式。……通过公共文化领域的公共传播机制，沟通社会各个阶层，并培育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以现代民主宪政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认同，这为古老中华民族从中古国家转入近代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摘编自傅才武《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