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希腊打败波斯后，集最优秀的建筑师和雕刻师，兴建了雅典卫城。其以神庙为中心集合大量公共活动场所，是古希腊最具代表的建筑群。古希腊柱式在卫城中广泛应用，柱式具有人体的隐喻，其形态比例来源于完美的人体。多立克柱式仿男体，古朴、庄重、雄厚；爱奥尼柱式仿女体，秀美华丽。卫城中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满足了民众举行大型活动的需要，丰富了日常生活，体现了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

——据高祥生《西方的古典建筑》等

材料二   佛罗伦萨大教堂建造完成被视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开端，其采用了天主教所不能容忍的穹顶。设计师布鲁内莱斯留学罗马又走访东方后设计了此穹顶，并发展了罗马的拱券技术、哥特的骨架结构、伊斯兰的叠涩，创新的脚手架施工技术等，集中展示了当时建筑的结构技术和施工方法。文艺复兴鼎盛时期，设计师们往往利用狭长的走道或者柱廊，或者是破坏均衡等方法来设计图纸，从而使建筑物有一种感动人心的效果。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越来越从人的角度对建筑与环境、人与世界进行思考与定位。文艺复兴晚期，世俗建筑变得更多，建筑风格更加倾向于对称构图和华丽，喜好富丽装饰和雕刻。

——据黎汇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特点的演变探索》等

材料一   新思潮中的重新评判传统，并不仅仅是批判孔教。在胡适、梁启超等学者的努力下，出现了“整理国故”运动，以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与西方争胜。胡适最先运用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注重古代哲学家著作的真实性。胡适还呼吁扩大研究的范围，打破一切门户之见，庙堂的与草野的文学均应该研究。他对墨家学说和古代白话小说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从1919年起，梁启超开始着手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在中国史学、墨学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建树。梁启超、胡适、汤用彤、梁漱溟批判性地考察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冯友兰关于道家和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成为传世经典。中国学者的某些杰出研究成果甚至获得了外国权威机构的肯定。大体上，从事国故整理工作的重要学者，他们所做的工作要比早期那些攻击传统的人更具有建设性，也可能更具有远见卓识。

——据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文物古迹的毁损问题严重，引起了保存古迹运动。历代教皇收集异教的雕刻品和零散的建筑物，并运抵教廷与罗马的博物馆存藏。许多古典的雕刻品被藏于王宫和花园。马佐拉与贝蒂尼经过4年的功夫，尽力模制罗马遗迹上的雕文，然后发表了《罗马城的古隽语》。1515年，教皇利奥任命拉斐尔整理古物，他和同伴一起设想了一个颇为不凡的考古计划并加以实施。遗迹古物的寻获，影响了整个艺术界和思想界。米开朗基罗的《布鲁塔斯》，其拟古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地。文学将基督教的神学转化为异教的神话，并以奥林匹斯取代天堂。绘画方面，古典的影响表现于异教的主题画。古典的夸耀很明显地表现于新建的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费高达100万金币，“实为空前伟大的建筑物”。

——据【美】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

材料一：韩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战国后期，韩国积贫积弱，韩非上书韩王，希望改变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以法治国”是韩非思想的核心，他提出了“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这对当时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影响；除了制订法律外，韩非主张以法为教，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整个社会形成法律风气。韩非之学其最高理想是“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韩非形成了以进化的历史观为基础的，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为奋斗目标的完整思想体系。韩非“以法为本”的主张成为当时主流思想，各国君臣竞相研究《韩子》。在其指引下，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摘编自《法治文化〈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

材料二：17－18世纪，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急剧没落；18世纪后期，法国工业革命逐渐展开，进步的资产阶级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进攻。这给孟德斯鸠提出了反封建反暴政的思想主题。针对法国政弊，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其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地阐释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原则。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属于议会，它代表国家意志，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意志，由君主行使；司法权由人民选出的人员组成的法院行使。孟德斯鸠强调三权不仅要分立更要相互制衡，突出法治原则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其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但其开出的解救社会的药方不过是阶级分权和分工。

——摘编自《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