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时期蒙学教育发展较快，这时期编写了众多蒙学教材，主要有：识字类教材，如《急就篇》《千字文》等；思想类教材，如《太公家教》《新集文词九经抄》等；历史类如《蒙求》《咏史诗》等；工具类如《杂抄》《俗务要名林》等；另外还有专门为应付科举考试而编写的教材，如《兔园册》《文场秀句》等。这些教材，篇幅短小，句子较短、语言简练，采用韵语的形式表达，音韵流畅，铿锵悦耳。它将识字教学、知识传授和思想品德教育融为一体，在识字教学中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中培养品德习惯，教学生如何做人。

——摘编自陈玉英《唐代蒙学教育研究》

材料二   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儿童就是小大人，他们的言行举止、衣着打扮与成人没有差别。新生的婴儿是带着原罪来到世间的，为拯救灵魂，儿童从幼年起就要接受基督教教义的教育。儿童在家里任何事情上都必须绝对服从父母，否则即受惩罚，甚至当大人们外出的时候，儿童在家里也必须安安静静地坐着。

到了近代，儿童逐渐被发现，夸美纽斯把儿童比作“上帝的种子”，比作比金银珍宝还要珍贵的“无价之宝”，他相信人生来就具有知识、德行、虔信的种子，应通过教授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务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以使他们全面发展。到卢梭时期，实现了儿童观历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强调对儿童的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儿童自然本性，反对成人按照传统与偏见强制儿童接受教育，干涉或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其教育学著作《爱弥儿》为科学研究儿童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周红安《中西儿童观的历史演进及其在教育维度中的比较》等

公共卫生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医学概念之一,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阐述。

材料一   中世纪基督教会掌握着社会生活的话语权，宗教成为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近代以来,西欧民众诊疗趋向发生很大变化，宗教疗法不再受青睐，世俗医学大行其道。

16-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遭到严重冲击,宗教医学束手无策,推动了世俗医学发展。为防止疫情扩散,英国政府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基础.上，对患病家庭实行严酷的医学隔离。1578 年英女王授权枢密院编撰《政令大全》加强对地方防疫工作管理,加强隔离和对贫民救助力度。1604 年詹姆士一世颁布瘟疫法令,法令要求疫区必须实施强制隔离，费用通过合法征税加以解决;法令规定英国防疫机制由中央、地方和教区三级组成;他们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确保防疫条例贯彻实施。它标志着英国防疫应急机制基本形成。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的特点》

材料二中国古代缺乏 真正意义上的防疫制度。清末疫病流行肆虐,中国从西方引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机制。

——摘编自李子牧、 陈丹阳《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

材料一   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   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