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魏晋时期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与原有民族融合。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18年，主要是由于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矛盾冲突，并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以一种相对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宋代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吸取了唐中期以来节度使割据叛乱的历史教训，为维护统治秩序，政府高度重视文教发展，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伦理道德体系在教育发展中灌输给民众，并重视将该工作从童蒙教育抓起。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宋代图书印刷愈发便捷，且降低了纸张成本，社会上出现了“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因此宋代理学大师们才有更好的条件去推进理学思想向教材体系的转化。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批具有理学学术背景的蒙学教育家，蒙学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

——摘编自周超《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自然教育思想并非是由卢梭首创，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却足以在儿童教育史上立于不败之位。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在其《爱弥儿》中得到高度体现，他向传统的世俗观念提出挑战，提出了一套培养社会新人的自然教育宗旨、方法和途径。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承前人之精粹，启后世之蓝图，为西方现代教育思潮涌现奠坚实之基。卢梭所提出自然教育在儿童教育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新旧教育间明显的断裂带，带领后世对儿童教育的研究走向更具备儿童本位色彩的方向。

——摘编自文彦茹《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及其在儿童教育中的影响》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一   鹅湖讲道，诚当今盛事。伯恭（吕祖谦）盖虑朱、陆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所适从。……论及教人，元晦（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陆九渊集》

材料二   1905年，孙中山自美洲来到英国，得知严复也因事住在伦敦，便特地前往拜访。两人交谈的中心内容是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谈话中，严复始终认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不同意严复的主张，他说，“佚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摘编自陈国庆《晚清新学史论》

材料三   启蒙思想家在“理性”这杆大旗下集结起来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着激烈论争，突出表现在伏尔泰与卢梭的论争上。以伏尔泰为代表的一方相信理性，并相信理性能带来社会进步；而卢梭坚定地相信“激情”，认为对理性的误用会产生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其论战充实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理性，共同为法国政治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也为当今社会提供了精神养料。

——摘编自蒋文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伏尔泰与卢梭自然观的比较》

材料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贱轻重皆有所称者也。”

——《荀子·王制》

材料二   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构成了西方古典文化的精髓。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并且认为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面——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

——张树光、许松慧:《西方文明的摇篮一一古希腊罗马文化》

材料三   在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调和论中，他经历了从以借鉴西方为重，到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的变化。这一变化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所导致，同时也与西方的学说、主义在中国实践频遭挫折密不可分。——陈同《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杜亚泉》材料四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

——周月峰《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