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多元、复合的特征，故人文关怀必须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途径来实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之用，和为贵”，构建一种全面的和谐关系体现对人的整体关怀，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以“仁爱”为出发点与核心，将“孝”定为伦理的起点，以“中庸”为方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培养“浩然正气”，提高个人修养，养成高尚道德情操。传统文化还尊重人的自主性，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辅相成中实现精神自由与灵魂安顿，以“仁民而爱物”之心，实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博爱情怀。

——摘编自杜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思想研究》

材料二   对个人命运、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西方人文主义者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他们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汲取古希腊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关注体力劳动与技能训练，并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阐述职业教育。西班牙学者维夫斯充分重视民众及工艺实践的价值，把工艺实践作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阿尔伯蒂从伦理学角度肯定尘世物质生活，尊重劳动与创造。在论述人的教育问题上，维夫斯与拉伯雷明确提出技术训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这些思想突破了传统学徒制与经院哲学的育人框架，展现出职业教育思想多样化的早期形态。

——摘编自贺国庆、马立武《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材料二   17世纪末以来，随着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手工工场的大量涌现，法国启蒙思想家开始认为，学习和掌握一门甚至几门技艺，既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一个完善的人或完善的公民的重要指标。此后，技术教育在法国兴起，建立各种实用技术研究会、开设实用技术课程等工作被提上日程。J.巴舍利埃尔制订了实用职业技教育术的计划，要求“开办一所技艺的完全学校，在学校中，人们示范讲解机器、使用的材料及其与每一种技艺的关系”。这些活动推动了社会对实用技术的了解和认同，改变了人们的教育观念。

——摘编自刘大明《启蒙运动与法国技术教育的兴起》

材料一   15世纪以来，城市贵族和富裕的商业资产阶级乐于将自己的子女送至大学和各类专门的学校。16世纪末，威尼斯成年男性的识字率提升到33%，成年女性的识字率约为13%。印刷书籍不仅成功颠覆了中世纪手抄书制作烦琐、流通缓慢、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印象，更以其多样的装帧设计、丰富的内容题材、低廉的价格和快速的流通渠道，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对书籍消费的需求。除了针对专业人士，如教士、律师、人文主义学者等出版的大开本、装饰华丽的职业用书之外，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也开始流行小开本、对页、便携的通倍读物和方言书籍。购买和收藏书籍成为意大利人民文化消费活动的一大亮点。

——摘编自尚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消费》

材料二   17世纪末，英国报纸行业发生巨变，非官方的报纸《邮政男孩》和《邮政人》出版，占据了英国社会市场。到18世纪时，报纸行业已经颇具规模。1702年，英国第一份国家性质的报纸《每日新闻》诞生，随后各种全国性报纸纷纷出现。18世纪中期，伦敦许多报纸发行量已超万份，比如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手工艺人报》。这些报纸除了向特殊人群提供专门信息外，还大量刊登政治新闻，是民众了解国内外政情的重要媒介。报纸也成为当时阐释社会活动之思想的重要平台。

——摘编自贺添奕《试论17〜18世纪英国民众阅读》

材料一   宗教改革前的西欧社会是一个宗教普世主义下的二元政治体制社会，传统的阶层制国家只有边陲而无国界，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有限，因而君主一直处于与教权和地方贵族分权的政治斗争中。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破除了基督教神学大一统的局面，将宗教事务变为民族事务，创建了民族教会，推广民族语言，从历史、文化、语言、心态上推动了英格兰的民族认同，催化了民族意识，构建了整合性的英格兰民族。伴随宗教改革的到来，英王亨利八世及其后继者不断健全国家机器以及法律实践，在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建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新型政治共同体。

——摘编自周曼斯《英国宗教改革与16世纪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构建》

材料二   在长期的思想启蒙运动风云变化之中，从意大利到法兰西，从德意志到俄罗斯，倡导民族话语，复兴民间文化，注重现实生活，鼓励科学技术等新文化运动事件此起彼伏。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旧文化观念的衰落以及新文化观念的形成，这也是各民族身份认同的有力见证。例如。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的诗歌，德意志诗人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出现的民族文化语言经典之作，对于建构各民族文化认同有重大作用。没有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民族语言创作，西方诸民族国家就无法突破古代文化遗产和教会文化霸权的历史局限，西方各国的现代民族文化谱系也就无法建构起来，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变革也难以持久。

——摘编自江宁康（启蒙运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