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材料一

材料二   汉代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需要进入一种休养生息的“自然状态”，这为道家理论提供了实践场所。然而，伴随社会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合作类型又多样化起来。此时，倾向于回避社会的道家，很难适时满足现实社会对多样性合作伦理的需求。在形而上方面，董仲舒着力论述了“道”和“天”，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并以“天道无二”来加强“天”的统摄力。其次，董仲舒部分吸收了法家和道家，重新系统性阐释了儒家，使得儒家原先重点解释的社会合作伦理更加丰富和有力。在个体自合作上，董仲舒区分了“性”与“情”，区分了“性之已善”和“未善”，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管之性”。这些做法极大舒缓了对普通大众过高的道德要求，并有助于强调教化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自彭睿《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种社会合作视角的尝试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