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西周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兴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等
材料二 就当时而言，百家争鸣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而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文化上，百家争鸣使教育从原来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学在官府”发展成为人人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知识的“学在民间”。知识分子对世界观和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使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并分析材料一中“士”的再就业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材料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仅能控制洛邑周围几百里的土地，诸侯定期纳贡的制度也已无法保证。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根据材料，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
——刘向《《战国策》书录》
材料二
图1战国时期牛耕图图2战国时期铁农具
材料三 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之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技术进步和产量提高增加了公社农民在“私田”上劳动的兴趣，乃至于多开私田并隐匿其收入，与此同时耕作“公田”的积极性却越来越下降，以至公田荒芜不治。针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不得不逐渐改变剥削方式。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于士阶层。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士人求仕最常用的办法是游说自荐。一个普通士人若通过游说国君，即可骤列高位，拔居要津。如商鞅初入秦就是通过游说得到秦孝公重用。……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为“夫子”，其“率徒讲学，辩其谈说”，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各国养士之风盛行，最著者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名流荟萃。其他如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中（申）君，食客都达3000人以上。战国士人有着较强的自尊自主意识，号称“从道不从君”，在后世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统治中，这种意识仍然长期存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五 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1)依据材料一和二，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结合所学，总结当时各国是如何应对上述状况？
(2)依据材料三及所学，请以商鞅变法为例说明秦是如何“改变剥削方式”的，成效如何？
(3)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活跃的原因，并简要说明其意义。
(4)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文化”中分别代表“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的思想流派及代表人物。
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李斯上奏)“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1)三则材料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界怎样的发展趋势？原因何在？(2)根据材料，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自战国到西汉先后做了哪些努力？
(3)如何评价秦汉时期推行的思想文化政策？
材料一 周人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但周人没有被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他们处处都反思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才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カ。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是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据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时人仍言天命。但与西周天命观相比，春秋战国时的天命论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是普天之下国祚的依据，而是转换为得天之佑的意思。其使用者也由周天子专属而降至诸侯、贵族阶层，天命的神圣性渐次褪去。更有甚者，天命竟为人的意志所挟持显示出工具化的色彩。此外，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天命与德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坚持德为天命之根据；有人却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有人则意识到天命并不专辅明德。倘若说以人事作为天命转移的根据意味着周人理性精神的出现，则可见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并非沿理性线索发展。
——据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天命观的内容，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大变动，王官之学的退场，私学的兴起，最终造就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局面，各家学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孟子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韩非认为“以法为教”“法不阿贵”，墨子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繁荣的鼎盛时代。诸子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学说的萌芽状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进行改造和发展的工作。
——摘编自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
（1）据材料一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墨、法四种思想流派的治国主张。
（3）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百家争鸣的意义。
材料 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思想危机，中国思想家产生了强烈的忧虑情绪，出现了激烈的意识争论。这使人联想起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希腊，以及古希腊出现的后来孕育了科学精神的哲学思想。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的大学传授的是“五经”，包括《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和《礼记》，此五经据认为代表了孔子的传统。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种种修正、新的注解和具有真正价值的“概述”。
儒教使之与政治局势相适应，并经受住了道教和佛教的宗教压力而存在下去，把它重新塑造成为自13世纪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新儒教。新儒教不仅是对世界作出理性主义解释的一种尝试，而且是一种政治和社会伦理体系。直到1912年中国帝制时代结束，新儒教一直是中国哲学中不变的指南和正统学说。
——摘编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和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异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家思想不断发展完善并在13世纪占居主导地位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并指出它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共同价值。
材料一 在早期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有较多的体现。《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又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日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栽舟，水则覆舟。”
材料二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尚儒学，是儒学的发展基地；齐地学术较为庞杂，阴阳五行学、道家之学、儒学都相当发达，楚地道学与辞赋最具特色；三晋以法家与游说之士为盛；秦地主要接受三晋学术。但以各地所出文化人才而论，则以关东的齐鲁三晋郑卫周等地最为兴盛。
——摘编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理想的政治。
（2）概括材料二中关于财富与道德的主要观点。
（3）据材料三，概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现象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四家在争辩中相互吸收、渗透，发展了相互联结的一面。而这主要是由它们是同一族类的文化以及他们学说中都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所决定的。……政治主张泾渭分明的儒法两家，却在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和等级制问题上不谋而合。在人生理想和处世态度方面，儒、墨、法各执一端，却又都主张积极进取，有所作为。
——摘编自李宗桂著《中国文化导论》
材料二 《诸子百家关系图》。
——摘自《世界：一部历史》
（1）上述材料体现了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什么特征？
（2）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呈现上述特征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宗族制度，到东周时期发生了比较剧烈的破坏。东周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许多国家和采邑灭亡了，原来的经济基础变化了。在战争中某些统治者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对祀与戎有了新的认识。东周在西周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了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郑国子产创法家，齐国孙武创兵家，鲁国孔丘创儒家，宋大夫墨翟创墨家，诸子百家的多家学派在东周后半期都创始了。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二 史载武帝好《公羊》，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明帝通《春秋》《尚书》。东汉不少皇帝还亲自讲经，参与诸儒的学术论辩。“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这成为武帝以后汉代政治中较有特色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儒学不断汲取其他学说的成分以充实和完善自己，为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加之汉代通经致仕政策的刺激，于是“专事经学，其风甚笃”。儒学特别注重德治，讲求调适人伦，纯化风俗，其义理易为“匹夫匹妇”所认知和认同，故而狱吏走卒、农夫牧人、幼童白首纷纷诵读儒经，研习章句。当时流传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据孔毅《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历史背景，并简述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之际儒学成为重要社会信仰的主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