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和奴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的思想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与宋儒学更新的历史背景之异同。
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孔子卒后，《左传》等典籍记载，弟子将其故宅三间改作庙堂，岁时奉祀，为孔庙之始，属“因宅立庙”的家庙。《史记》记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开创皇帝到孔庙祭祀先河。汉武帝时，京城太学和地方郡县学开始祭孔，但此时学校中未设孔庙。东汉桓帝时，在孔庙设管理官吏，孔庙开始向“国庙”演变。
材料二 东晋时复兴儒学，南朝《宋书》载：东晋孝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孔庙）屋（太学）一百五十五间”。首次在太学里建置孔庙，将“庙”字置于“屋”前，以显其要。其空间布局按照《周礼》“左祖右社”的思想，建置为“左学右庙”，“庙学合一”的格局已经出现。目前南京的夫子庙即在东晋学宫旧址历经改建而成。
材料三 魏晋以后，在全国各地州县学里均设立孔庙，孔庙成为祭祀孔子与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北魏从南齐夺得孔子故里后，献文帝立即派四朝元老汉臣高允代表皇帝到孔庙祭祀。孝文帝模仿汉制“立孔子庙于京师（平城）”，并亲赴鲁城（曲阜）孔庙祭祀，曾下诏：严令取消民间“求财求子消灾去病”的孔庙祭祀活动，重续了国家对孔庙的管理制度。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春秋、汉代与东晋三个时期孔庙的差异，并结合时代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祭孔和修建孔庙。
材料一 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嫡长子的纯洁性，周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周礼》记载：“王者立后、三夫人、九缤、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西周礼制还规定，男子二十岁“冠而列丈夫”，女子则十五岁为“及笄”，男女未成年不得成婚。《礼记·曲礼》记载：“男女无媒不交。”西周婚姻的成立，程序上必须符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在完成六礼后，婚姻关系才算成立。
材料二 汉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礼的调整作用，注重引礼入法。汉代不仅遵循一夫一妻制度，还强调和倡导女子从一而终。其中，汉代的“三纲五常”是伦理道德准则，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其中“夫为妻纲”为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妻子必须遵循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以丈夫为尊。在结婚要件中，汉代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和“六礼”；汉朝从人性出发，认为男女年龄太小做父母是不理性的，鼓励晚婚。
材料三 唐代，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开化，社会理念开放，以及受到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影响，唐代的礼俗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变化。例如：离婚比较自由；妇女地位较高。在婚姻成立上，《唐律疏议·户婚》记载“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说明“媒约”的介绍是唐代婚姻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唐律首次提出了同姓不婚、亲属不婚、良贱禁婚以及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结婚的禁止性条件。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婚姻制度和西周婚姻制度的异同，结合所学分析汉代婚姻制度注重“引礼入法”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概括唐朝时期婚姻制度的主要特点。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一 汉惠帝遵从曹参的建议，遵守祖制，无为而治。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灾和人事相适应。北宋宋神宗召大臣议政，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宋神宗曰：更张法制对百姓有利。彦博言：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自汉代以来，国有大事，群臣集议，庶政公之舆论，例如；唐代的政事堂会议，明代的九卿集议，清代的王大臣集议，等等。
——摘编自吴晗《论皇权》
材料二 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作为绅士的人在家世上必定有光荣的过去，而且没有恶名恶迹，其家族不仅要维持地方的秩序，还要负责地方的公益事业和建设。因此，绅士与地主往往不可分，地主不一定都是绅士，但绅士一定是大地主。绅士主持地方庙会，兴办教育，绅士可以得到佃户及家属的听从，本族人口也依附于绅士。
——摘编自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
材料三 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变迁、绅士继替的轨道渐渐落败。新制度自西方搬来，学校教育取代科举教育，绅士不断移居城市，绅士子弟纷纷进入新式学堂，在都市谋求职业，和乡间的距离愈来愈生疏。
——摘编自史靖《绅权的继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制约皇权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绅士所具备的条件及其作用。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绅权没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