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初，奉行“无为”而治，诸子百家学说重新活跃起来。西汉中期，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董伸舒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社会需要相结合，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颁诏正式建立太学，将儒家经典“五经”确定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从此，汉代儒学得到重大发展。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佛道与儒学的撞击也使儒学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即儒学不得不吸收释、道的思想因素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隋末，大儒王通讲学于“河洛之间”，对于弘扬儒学不遗余力，但他并没有否定佛道二教的作用，并首次明确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唐代大儒韩愈积极反佛，但其道统说与佛教的祖统说相类似。另一大儒柳宗元公开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与此同时，儒学与道教也发生着同样的关系，只是儒学与道教之间的冲突要少得多。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证》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儒学得到重大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至隋唐儒学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儒学地位变化的看法。
材料一：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三纲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三：言及中国近代融合中西文化思想的形成，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著成的《盛世危言》中最早提出中国人要救亡图存而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这一主张将中学和西学放到了同等的地位，而且还要使两者“融会”、“贯通”，这在相当程度上不同于那时占主导地位的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观念。随之而起的康、梁维新派在治国思想方面要求融合中西的主张较之郑观应更为明确而具体，对融合中西更加重视。他们主张“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批判当时的中国”治中学者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认为“此两学……相互诟病，或水火不相入”，如此，不能养成改革所需的人才，“上师尧舜禹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的最终目标也难达成。毋庸讳言，以上19世纪90年代前后的融合中西文化的主张虽然极具生命并不断壮大，也因之带上了新的特色，但总体上看，其文化变革模式仍然是中体西用。
——摘编自崔运武《论中国近代的融合中西文化思想》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晚周时期儒家学者提出了哪些“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在宋代“理学的精神自觉也因此深入到民间基层”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19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中西文化融合的思想。
材料 儒学正统地位确立之后，治经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愈走愈窄，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自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获得了大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大有取代儒学之势。进入宋代，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大规模的边境冲突也时有发生，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学经典中去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武器。同时，这一时代，广大平民有机会加入读书人的行列，他们由于出身贫苦，没有旧的经学传统的束缚，所以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在这种形势下，自北宋中期起，儒学发展出了新学派——理学，它是一套包括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的理论体系。它认为“理”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原则，也称“天理”。人生的目标，应当是“存天理、灭人欲”。理学还提出“格物致知”，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理学对于儒学的新发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形成的背景。
材料 韩愈（768-824）一生四为博士任祭酒（相当于今国家教育部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对国子监糟糕的办学状况了解“白至德后，兵革未息，国学生不能廪食，生徒散尽，堂墉领坏，常借兵健居止。这种状况激发了韩愈改革教育以培养“适用堪事”人才（即将学生培养成为“有德、有材、有艺、有文”之人）的决心。
韩愈从培养“适用堪事”人才的需要出发，并结合“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认为因子监下辖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除开设规定的课程外，其课程内容还应当包含文、法、民、位、服、居、食等方面。韩愈在《清复国子监生徒状》，提出降低国子监学生准入门槛，准许品级较低者子弟入学以充实国子监各学。韩愈在《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提出严选学官的办法，同时他也举荐了很多德才兼备的人充实国子监教师队伍。在校风、学风整顿上，韩愈提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摘编自张传递、钟伟春《“适用堪事”与“碩学闺材”－韩愈与蔡元培大学人才观及培养思想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愈大学人才观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大学人才培养策略的措施。
材料一：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贴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重要地位。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遭到废弃，对以贞观年间钦定的《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旧说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时代特征的新儒学——包括各种儒家学派在内的宋学。从此，儒学开始哲学化。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程朱理学在明初作为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官方哲学地位正式得到确立。在其僵硬冰冷的教条束缚钳制下，人性遭到践踏和扭曲。随着明王朝统治腐败而松弛，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萌动，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晚明时期，出现了一种“率性而为”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任性自适、狂放不羁的文人学士。著名文学家汤显祖言：“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冯梦龙甚至主张以情教代替礼教，在这股“尊情”思潮的影响之下，晚明的诗文、小说的创作中无不以情感为纲。明代文人则注重的是市民色彩之“情欲”。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张岱（1597 ～1689年）也认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里的“癖”，就是鲜明突异的个性。
——摘编自王国健《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与小说人物性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宋中期儒学领域新现象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明时期个性解放思潮形成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中唐以来，韩愈等人打着“复古”的旗帜，掀起了恢复孔孟思想正统地位的古文运动。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客观上要求儒学更多地关注现实，即强调“格物致知”。面对从相对统一到偏安一隅的现实，许多有识之士努力通过对儒学经典研究，从而作出符合现实的新解释。因此，以“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逐渐形成，这既论证了封建纲常的永恒性、合理性，又孕育了一种与之相抗衡的理性精神。更重要的是，两宋理学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人性，使得传统儒学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等精神，真正融化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摘编自王育济《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变革及其意义》
材料二 时代的震荡迫使明清之际的大儒对理学做出多方面的反省。王夫之提出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主张，力图复兴经学；顾炎武则批评理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人们愈加倾向于朱熹格物、专研经典的趋实作风，而对于王学末流沾染禅氏习气略感不满，并从明亡的反思中，意识到理学之中掺杂佛老成分的危害。随着学风的转变，学者转向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出于对经典的维护，对先圣的推崇，他们力图弄清孔孟的原意，恢复经典本义，对古籍的整理、校勘、注疏、辑佚成为主要治学方法。
——摘编自李汉兴《简折明清之际的理学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两宋理学兴起的背景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之际理学反思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
材料一为求自身的长足发展，儒学迄今已兴起三次较大的复兴运动。第一次复兴在汉代，确立了儒学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方哲学的地位。第二次复兴在宋代，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既消解了佛学对儒学的威胁，亦消解了由于唐末五代的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文化意义危机，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第三次复兴在二十世纪初，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西学对儒学的威胁，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儒学的普世价值。
——蒋国保《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材料二汉继绝学，既是汉承天命的有力佐证，也是汉代儒学的自我定位。此后的儒学史叙事中，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典型的如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南宋理学对佛、道的回应等。在这种“绝学——复兴”的古典道统式叙事中，儒学彰明了自身独立于古代王朝兴废的内在价值——自秦至清，虽然王朝权力可以如秦时那样对儒学传承造成一时的破坏，但作为关乎天道的传承之学，灭儒便等于不能“得道”，不能“得道”便不获天命，不能长久。
——李梅《古今中西视域中的“儒学复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三次复兴的历史背景。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三次儒学复兴运动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由于朱熹的崇高地位，他的思想成了宋以后中国后期社会的主流意识，理性主义成了中国文化的基干……使中国文化呈现理性、现实、乐观、不迷狂、不暴戾等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我们树立良好的心态达观地面对当下，理性地处理现实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积极影响。
——张学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
材料三 近代工业分工及劳资矛盾带来的“异化”现象使人与世界的关系陷于全面的紧张与冲突，科技主义对自然的无限度征夺破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和谐，而当代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的说法，又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阴暗与狭窄；这一切都给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笼罩了浓重的阴影。而宋明理学人格美育思想所崇尚的“浑然与天为一”的宇宙境界、“性帅天地”的宇宙意识、“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有助于当代人类保持更宽阔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
——潘立勇《宋明理学的人格美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1)据材料一，概括程朱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2)据材料二、三，概括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于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材料二 李贽提出“无私则无心”，信奉李贽之学的冯梦龙，在“三言”中把社会上一切过分的贪欲的行为都当成自己批判的对象，但又未回到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老路上，认为人们的私欲，只要不损人不贪心不欺诈，实在就有该满足的必要。后来的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提出“以欲为本”的理欲观，一方面肯定人欲的合理成分，一方面强调“理重于欲”，反对认欲为理。
——摘编自温孟孚《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前期儒学面临的危机。为重振儒学宋代理学家是如何“推陈出新”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人欲观，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汉学与宋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和两大学术形态。汉代儒学的兴起有赖于帝王主宰的庙堂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的资源是《五经》，而宋代学术思想的兴起是由于相对独立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宋学的形成首先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学术和民间教育（如书院），其思想资源是《四书》，重心已经从汉代的“外王”转向“内圣”。宋代儒学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批判汉学，还着力批判吸取佛老思想，以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将天理引入儒家人伦，强化儒家伦理的绝对地位，推动儒家人伦本体化、哲理化。
——摘编自朱汉民等《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材料二 宋代儒学把对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发展为一种精神”，并“很快地便在宋代新儒家之间得到巨大的回响，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浮现于宋代儒家社群之中”。应当说，与以往各朝代相比，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仕以行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为后世树立了道德人格典范。宋代儒学不仅对中华思想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宋儒对朝鲜、日本及越南等东亚各国的文化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郭学信《试论宋儒人文性格的时代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儒学相比，宋代儒学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儒学复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