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阳明认为：“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皆是说性，非见性也。”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富有特色的论性思想。他主张“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宇，犹言气即是性也”，认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而良知作为人所特有之本质的“性”，同时也是天地之“性”的唯一自觉者，人可以通过自觉的工夫修养体察到上天赋予我的使命与责任并由此获得生命的终极意义（天理、良知），并在此终极关怀的指引下，不断走向自我的圆满以及引导天地万物走向和谐有序。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良知先天原本的状态，至善则是良知充分呈现出的全体大用的状态。

——摘编自郭诺明《王阳明人性思想探析》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总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无不具有”。但丁说：“人的特性不仅在于能生存，因为各种物体皆能生存。……人类的特性就是理解的能力。”他在论证人的本性的时候，并不敢破坏神的尊严、否认神至上至尊的地位。他在《神曲》中写道：“自由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把贪官污吏、教皇、僧侣骂成连猪狗都不如的罪人，因为他们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在《君道论》中他写道，人类的目的就在于求幸福，主张意大利必须成立古罗马那样的世界帝国，并由一位奉天承命的君主来统治。

——摘编自李放《略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理论》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一   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符合认识规律的东西。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朱熹积极提倡书院教育制度，努力创办地方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范围。他说：“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朱熹不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且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热衷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五十余年。即使在从政期间，也从无间断。他每到一处，就整顿县学、州学；曾创办武夷精舍、同安县学、考亭书院，恢复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制订学规，编撰教科书，为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吴龙章、律楚《朱熹教育思想初探》

材料一   孔门弟子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书、礼、乐、数、射、御等。从整体上来说，这些知识或技艺都是以礼为基础的，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立于礼”是孔子对学生最为基本的要求，要“立于礼”是因为“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对学生问礼总是给予鼓励和支持，他认为要学成礼就要做到克己复礼，要在言行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才能不逾越礼的界限，才能以“礼”为准则。

墨家则从国家和仁爱的角度来探寻礼，从社会教化的角度来谈礼。墨子在周游列国时曾对学生魏越说：“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应当不仅仅是从事教育，摈弃事鬼神等无礼的成份，还要通过“兼爱”“非攻”来把礼的思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来。也正是在礼的基础上，墨家提出了“以名举实”“察类明故”“量力所至”“言行一致”等教育方法。

——摘编自左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儒墨教育对“礼”传播的贡献》

材料二   朱熹晚年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会通三礼，建立了一套前无古人的“礼学体系”。作为儒家思想的躬行实践者，朱熹也常用“礼”来协调与维系人类之间的种种关系。“圣人之修仁义，制礼乐，凡以明道故也”，这“道”也就是理。“人而不仁，灭天理，夫何有礼乐。”朱熹认为，人要有“仁”的道德习惯，一切行为需遵从于“天理”才有“礼乐”可言，这也是合于“天理”的具体表现。“礼乐”是“理”在社会的外在表现，“仁”才是其内在真正的核心，一个没有“仁德”之心的人，是根本谈不上“礼乐”的。这正如其所言：“礼者，天理之节文；乐者，天理之和乐；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得着。若无这天理，便是与礼乐凑合不着。

——摘编自陈四海、任姗《从朱熹理学论其礼乐思想》

材料一   宋代理学是以儒家思孟学派为基础，渗入佛家和道家思想后形成的一个新儒家学说。理学直接渊源是“宋初三先生”―胡缓、孙复、石介，理学真正奠基人是周敦颐和张载。理学体系形成于程颢和程颐，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吸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二   从唐到五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遭到了很大破坏，宋初人对五代的风气非常痛恨。在这个意义上，理学的出现，承担了重建价值体系的职能。通过对理论挑战和现实问题的创造性回应，古典儒学通过理学而得以复兴。可以说，宋明理学对汉代以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新的反省，并通过这种反省致力于儒学的复兴。

——摘编自陈来《宋明学案为往圣继绝学》

材料一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天地之性,人为贵。”教民之法,在于先“富之”,后“教之。”

——摘编自孔庆林《孔子民本思想刍议》

材料二 南赣剿匪多年,王阳明效法宋代吕和叔、朱惠推行乡约的做法,在赣南地区颁布“南赣乡约”,强调同约之民格心中之物,共同遵守相应道德,追求正心诚意,创造性地设立了由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约赞等乡官构成的负责乡村具体事务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除了登记乡民的户籍信息和日常出入行为外,还有两大职能:“彰善”与“纠过”。通过教化对乡民进行道德约束,规范民众的行为,并且通过乡村的自治机构,及时处理乡村的各种大小事务,让百姓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这种做法有利于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严志伟《德法兼施教化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