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学的转变

18和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世纪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哲学式历史学”的史学编纂在空间上越出传统地域，开始把西方人目力所及的东亚和大洋彼岸、中南非洲等囊括到世界史体系之中，从而产生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说：“我们应当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精神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艺术和祖国的事件。”

19世纪，欧洲史学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很多史学家强调必须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各个民族，认为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他们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同时，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历史，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

——摘编自刘耀春《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材料

制度构想与实践

材料一   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他时，他们就做的更对。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美国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国家。立宪者们认为，由于政府的权力会很容易被滥用，所以必须靠某些对抗性的力量把政府的每一项权力都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1787年宪法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分别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行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部宪法处处布满巧妙的手段，用一种力量控制和限制另一种力量，但不使其失去作用。但是，所谓“三权”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权，“以权制权”只是为了调节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以维护其共同利益。它以“民主”的外衣把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掩盖起来。

——摘编自[美]马克·C.卡恩斯《美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