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的法治是针对原始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他反对在宗法社会中实施礼治、德治，推崇法治。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除了君主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必须受到惩处。这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等级制度的彻底否定。韩非说：“圣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宪法”，“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他认为立法、执法的主体是“圣王”，法律是君主利益和意志的体现。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是针对柏拉图的“人治”而提出的。他认为“法律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只和理智的体现”。基于此，他得出“法治应当优于人治”的结论。亚里士多德说，“正义是某些事物‘平等’的观念”，也就是指礼法是由正义衍生而来的，而正义意味着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们是平等的，没有谁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亚里士多德主张让全体公民参与政事，从而认为立法、执法的主体应是全体公民或统治阶层的整体……作为“轴心时代”东西方法治理论界交相辉映的两颗巨星，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和法治理念对中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自杨军、赵海涛《韩非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