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程朱理学把“理”当成最高的本体，把宇宙实体和宇宙规律与儒家伦理的原则结合起来，在道德实践上，“理”被强化为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虽然这个外在的、客体性的权威有其很强的道德规范和指导功能，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所抑制的。因此，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心学。陆九渊、王阳明相信人心就是理的根源，也是道德法则的根源。他们提出“心即是理”，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更胜于外在权威，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所以，从理学到心学，宋明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逻辑的内在的展开。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二   宋明理学曾在启蒙运动时期被广泛推崇。伏尔泰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美】麦克尼尔《世界史》等

材料一   在古希腊哲学繁星般的智慧天空中，其实智者学派也是一颗璀璨的明星，级然在哲学争鸣的古希腊时代被苏格拉底的理性论批倒，但其将哲学的思辨注入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肌体；即使他们在思辨的道路上走到另一个极端，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没有智者学派，就很难设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冉海涛《古希腊智者学派之浅析》

材料二   文艺复兴在各方面都创造了毫不逊色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成就：伯鲁乃列斯基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从古罗马万神庙而来，米开朗琪罗的圣彼得大教堂穹顶更是将恢宏壮阔、庄严崇高发挥到无以复加。

——张卫、朱江《略论文艺复兴建筑的历史成因及历史地位》

材料三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持续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即曾被恩格斯所称赞的“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创造了法国历史上一个灿烂夺目的时代，因而人们一般把18世纪称作法国的“启蒙世纪”或“哲学家的世纪”。

——摘编自黄淳《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

材料一   从文艺复兴开始，“再生”和新生的思想就作为一种纲领和追求，伴随出现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各个方面……“再生”这个概念所肯定和颂扬的东西，却恰恰是重新返回对古代、古典、希腊和罗马价值观的有计划研究。文艺复兴开始，文化的觉醒就首先表现在从艺术到文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对人、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肯定。所以，从初始阶段起，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最关心的题材就是人、人的世界和人们在世界上的活动……在这样的现实中人的历史、人的命运、人的形象和人的身体成为关注的中心。

——[意]欧金尼奥·加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材料二   社会中应有“共同意志”，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这是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不可侵犯，不得转让，不受限制，不准分割……为维护这一主权，必须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立法、司法、守法、受法律保护、受法律制裁各方面的平等……政府官员只是人民委派的工作人员，不享有主权。随着政府职位诱惑力的加大，人民应采取更有力的监督手段……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绝不允许损害他人的自由，否则他自身也就不自由了。这时，共同意志就要通过法律手段制裁他，“强迫他自由”。

——摘编自卢梭《社会契约论》

“中国”变成十八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式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发现了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新文化，不说“灵魂不灭”，也不说“来世生活”，只谈道德。在伏尔泰看来这种哲学可以算是最符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了。

——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   伏尔泰一直是卢梭心目中的导师，“有朝一日成为被伏尔泰注意的作家”是青年卢梭的梦想。1755年，卢梭把自己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了伏尔泰，这本来是启蒙时代重要的思想成果，与伏尔泰的理性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伏尔泰没有能读懂卢梭，他在给卢梭的信中说：“至今还没有人如此煞费苦心地要让我们与禽兽同类。读了您的著作，人们意欲四足爬行。不过我失去此习惯已逾六十年之久，复习恐怕力不从心。”随着两人在思想争鸣上的加剧，双方的关系逐渐恶化。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总之，我恨您……别了，先生。”

——摘编自亨利·古耶《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

材料一：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黄老等各家思想，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提出：“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建议城汉武帝采纳，当汉武帝意识到儒学经典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意义之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更强化了两汉历任皇帝“好儒尊经”的政学之风，并开始了儒学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制度化之路。汉代博士制度、官学制度、选官及考核制度便奠定了儒学核心价值树观的主导地位。“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修订了侧重道德的官吏考核和奖励制度，维护了君主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

———摘编自杨汉民《汉代官制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材料二：从18世纪后期起，伏尔泰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反对君主专制，希望有一位开明君主，因此，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被他当作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求影响别人。……伏尔泰是从中国古老文化中为法国启蒙精神汲取营养。

——《儒家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自《李大钊全集》第1、2卷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自私”“自利”是“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指责君主以个人的“大私”“大利”侵吞“天下之人”的“自私”“自利”。他反对“臣唯君命是从”，主张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强调“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

卢梭认为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是一种灾难。他指出“人们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编自赵子平《＜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西方封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教权是精神权力。还有，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一   黄宗羲不仅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一家之法”，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副“天下之法”的“法治”新蓝图。这一新蓝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法必须体现“天下人”的利益，为天下人兴利除害，也就是要立“天下之法”以代替君主“一家之法”。这里他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反映了工商阶层（潜在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比如主张“工商皆本”等。以保障“万民”的平等权利。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再次，在如何实现上述目的方面，黄宗羲还设计了几项重要的制度性方案：一是提出了“学校议政”，让学校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关，并享有最高决策权；二是提出“君臣共治分权”，包括置宰相，并提高相权使宰相手握重权的自主权和自治权。最后，黄宗羲还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

——摘编自蔡如堂《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与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鉴于此，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并将它们分别赋予不同的机关。他认为，只有各种权力间彼此能够相制衡的体制才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无私的政体。在他看来，立法权属于议会，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一般意志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的意志由君主或国王行使。因为行政部门需要行动迅速，所以应由一个人管理。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法院由人民阶层中选出的人员组成。孟德斯鸠强调“其中任何两个权力都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否则自由便不复存在。如果三种权力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那一切便都完了。”

——摘编自温晓《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