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朝后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它们不仅单位亩产量大，而且适应性强，不与五谷争地，旱地、山地等处皆可种植，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烟草、花生等新的经济作物也大致于同时引进，进一步丰富了农产品结构。

自隆庆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亚为跳板流入欧洲和美洲...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联系，白银货币化成为明朝后期到清朝引人瞩目的现象。明初以铜钱、纸币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白银作为货币，具有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等优点，其货币化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近代，西方话剧被引入中国一些通商口岸，在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文明戏。文明戏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很难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在其初期既要面对本土文化的排异性，又必须寻求一定的依托物，作为中国话剧立足之点。同时，它还要防止被民族文化所融化，丧失其独立的品性。因此，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文明戏的形态成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糅杂混合”的过渡形态，整个近代前期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因此，这一时期尽管它曾兴盛一时，但却犹如漂在水面的浮萍，没有扎下根来。

——摘编自贾志刚《中国近代戏曲史》

材料一元末明初，高明在《琵琶记》开场词中说：“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提出了戏曲之匡扶“风化”的功能。因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道德教化不谋而合，所以很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明代，丘溶也直接提出戏曲的审美就要与伦理道德有关。正是在这种创作风气下，汤显祖(1550—1616) 在李贽等人的影响下，拿起了如椽大笔，与之抗衡，创作了《牡丹亭》。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近世史家侯外庐对汤显祖的《牡丹亭》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剧作不但和当时的正统观念相对立，而且向往对封建制社会的历史的矛盾予以加剧并寻求解答。”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徐渭(1521—1593)，字文长，浙江绍兴人，曾师从王阳明门徒季本，研习王阳明的学说。徐渭一生科场不顺，贫困潦倒，但诗文书画皆精。徐渭是公认的南杂剧代表作家，创作的《四声猿》等代表了明代杂剧的最高水平。当时，北曲、南戏并存。他认为北曲多为“马上之音”     “杀伐之声”；对南戏则赞誉颇多，认为尽管多为市井之声，却“句句都是本色语”。在明代后期兴起的市民文学艺术中，徐渭以强调“本色”和追求“自然”的鲜明特点而留名史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自春秋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戏曲领域。古典戏曲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及由其形成的“重实际，黜玄想”的“史官文化”，导致了古典戏曲与历史紧密相连，使历史故事成为戏曲重要题材来源，其内容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儒家文化所张扬的循礼守制、贵贱不逾而又以睦相守的程式化生活赋予戏曲以程式之美。程式化是戏曲走向成熟的标志，对程式的熟悉程度和驾驭能力是衡量戏曲艺术家的水平的重要尺度；儒家文化“中庸平和、道德至上、重名教纲常”的观念对中国传统戏曲创作思维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要求每个人都严守本分，按照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行动。因此，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戏曲的众多方面均有深刻影响。

——摘编自李世英主编《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等

材料二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取材于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的神话，塑造了一个为人类幸福而敢于反抗天神宙斯的英雄形象，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受苦受难的坚韧不屈精神；《狄浦斯王》描写的是人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尽管这部戏的主人翁没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但它讴歌了人类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