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关于《周易》的作者，司马迁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之说在唐初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前几成定论，然此说在疑经盛行的两宋时期饱受质疑和挑战。他们还改动经传文字，对《周易》经、传的篇章次第进行了再审视，并编订了很多所谓的“古本《易》”。在疑古大潮之中，部分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文字讹误、脱衍、训话及典章制度制度的考辨、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考证等予以独特关注。宋代学者对佛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

——据王长红《宋代文人笔记中的疑经思潮》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学者们既要推倒经学的统治地位，又希望”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他们“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主要是圣贤教训、制度风俗、行为信仰，看它们到底”是与不是”“好与不好”“适与不适”。至此，经学使由定于一尊，不得非议的地位，跌落到被识别、评判和取舍的普通位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也就变成了根本的转向。这一转向以抨击礼教始，整理国故、文学革命终，把经学导入了纯学术的道路。

——据天祥《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近代经学述要）

材料一   20世纪初，晚清政府引进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和制度，以外国法律制度为蓝本，起草制定了一大批新的法律法规。直到1906年，清政府在内忧为患的重压下，为了配合立宪改革，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原则，改革官制。1910年，清政府通过《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规定了辩护和律师制度。1911年2月7日，清政府颁行《法院编制法》，这是清末制定并公布生效的各级审判机关组织法，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的审判诉讼制度。还通过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多部近代法典，清末司法体制转型过程中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影响深远。

——摘编自春杨《论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转型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   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法制建设经历了由“破”到“立”的特殊历史时期。人民政府在司法改革中肃清了司法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在惩治贪污和镇压反革命斗争中采取了教惩结合、严打慎刑、宽严相济、详查区分的原则。1952年，掀起的司法改革运动实现了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有力批判，实现了司法领域指导思想、工作方法、机构性质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刘莹《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思想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