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人最早接触博物馆的概念，始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最早一批觉醒的中国人。随着中西方往来的日渐频繁，清廷派出官员、士绅、留学生等一些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亲身感受博物馆，并把博物馆思想带回国内。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本着强国富民的抱负，对博物馆的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出“博物馆……以开民智而悦民心”。1905年，随着南通博物苑的建立，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诞生。之后各城市创办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相继出现，如保定博物院、天津博物院、江西教育博物馆、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根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录，到1920年，全国博物馆已经达到27所。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第一个大发展时期。1949年11月，党中央首先在文化部设立文物事业管理局，统一管理文物博物馆事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物征集运动，空前地扩大了馆藏。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科建设逐步完善，各高校纷纷成立博物馆学专业，与历史学、考古学等专业一并为各文博单位输送人才。国家文物局、各地区文物主管部门相继组织各类文物培训班。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搞好博物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博物馆、革命纪念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从2008年起，全国博物馆、纪念馆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伴随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等新技术成果的应用，智慧博物馆建设成为博物馆信息化工作的发展趋势。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卓《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与现状分析》

材料一   16～18世纪，东西方才开始第一次真正的文化交往，也只有这次交往，构成了东西方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传教士传到中国的文化主要是“天学”，即西欧的宇宙论。此外，还有历算学、几何学、解剖学、光学、医药学、地理学等科学技术知识和三棱镜、自鸣钟、炮弹制造、玻璃制造等器物和实用技术，也有音乐、绘画、建筑、宗教和哲学知识的传播。这些知识的传入，弥补了中国科学技术重实践轻理论的不足，起到了开拓中国人眼界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王军《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材料二   传教士在把西方科学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也把一些中国的儒家经典及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风土人情、政治制度的见解及研究成果以书信、笔记和书籍的方式介绍到欧洲，使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典籍制度、礼仪习俗等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古老发达的伦理观念、儒家的治国理论引起了启蒙思想家的强烈兴趣，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另一个人类优秀文明。启蒙思想家们从抨击封建制度和教权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加以吸收和利用，成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食粮。

——王军《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材料 林则徐虽有世界眼光，但他怕清议指摘，以致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即抱着旧观念空发议论的官员）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倘若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是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他们怕清议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可惜的是，在当时，对这些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摑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在地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直至1906年，留学日本的学生数量达到13000人。留日的学生不仅把大量的和西方译著介绍到了中国，而且在一些关键的学科方面也借用了日语的一些术语，如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晚清的新教育体制和大多数教材都是模仿日本而设置的。1902年至1904年，译著中来自日本的占全部573篇著作的62.2%，而来自英国的减少到10.7%，美国的占6.1%。在573部译著中，社会科学占25.5%，历史和地理占24%，自然科学占21%，应用科学占10.5%，哲学占6.5%，文学占4.8%。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人文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认为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是危险的，会给社会成员带来灾难，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礼法模式。……提出要使“义”成为第一追求，认为它是人的根本价值所在。……人在社会中离不开交往，而人们之间的交往需要一个基本的准则，应该真诚待人，不虚伪欺诈。

——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一位品质高贵、方在青年的君主（指查理五世）作我们的领袖。这便引起了许多人的新希望。……所谓教士们，无论是传教士、神父，或是教皇和其他基督教徒并无不同之处，并非自成团体，或是高于其他教徒之上的。……至于用来保护弱者，惩治坏人的宝剑和鞭子，那是掌握在世俗权力的手中的。……我们应当让世俗政权在整个的基督教世界中执行它的职务，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传教士，或是修士、修女，世俗权力都有权来管他。

──马丁·路德《致德意志贵族书》

材料三   1840年中国社会进入近代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近代思想界也开始了它近代化的历程。在西方各种思潮传入影响下，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近代思潮勃然兴起，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既包括有形的物质制度性因素，也包括精神性因素”……同时“中国社会的特定的历史土壤……从根本上限制、影响与规定着不同时期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方向和格局”。

——孟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社会原因初探》

材料一 古代儒家论述的“天下”其实往往关键在“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内，所共尊者一人耳。”……随着核心区域逐渐扩大，一些原本的四夷渐渐融入中国，而渐渐患胀的中国拥有了更遥远的四夷，人们口中的“天下”，有时候指的是“中国”，有时候则包括了“中国”和“四夷汉代之后特别是到了隋唐“天下”越来越兼带“中国”与“四夷？此后，在“天下”观念里始终有“内…“外”的区别，有“华~夷”的不同，也有“尊”“卑”的差异。

——据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对殖民侵略的反抗过程，也是从“华夷之辩”到中华民族的建构正是同仇敌忾的反抗侵略斗争，成就了中华民族；对满族王权的反抗过程，同时也是“新民”的建构过程，将大清皇帝的子民改造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因此正如“民族国家”这个合成词所表达的那样，“民”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政治属性，她不再是一家一姓之国家，而是人民之国家；“族”标示着这个新国家的文化属性，她是中华民族之国家。

——据翟志勇《中华民族与中国认同——论宪法爱国主义》

材料一   最大多数的俗儒，则可能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山应博学鸿词之征，甚至报名科考，成为新朝的新贵了。当然，清廷也用尽怀柔手段，除了开科取士，也以修明史及编几套大书笼络了不少学者名士。经过康熙一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百姓生活安定，习惯了清的统治，亡国之痛已不在年轻一代的回忆之中。清沿袭明人政策，科举经义以注解的《四书》为主，其重点在于伦常纲纪，当君臣的名义已定，则民族界限就不足以颠覆人间伦常。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是：不改变中国的现状就无法抵御强敌。作为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地方大吏，他们都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有深刻的了解。林则徐曾经吐露自己的感受：“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郭嵩焘则从中外对比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严重状态。要对抗强敌，保卫国家就必须治理整顿内部，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用魏源当时所说的话就是，“以治内为治外。”问题是如何治内才能救国。

——摘编自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材料一   启蒙运动不是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它对欧洲和美洲的知识界有着一系列的影响。“理性”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启蒙思想家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人的理性。他们相信进步，相信在科学和教育的作用下，社会将趋于完美。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如天赋人权、平等、自由、法制、权力制衡等。尽管启蒙思想家都反对君主专制，但伏尔泰寄希望于“开明”君主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强调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制。

——摘编自【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史林译《世界大历史：1689—1799》

材料二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魏源、徐继畲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说它有中国传说中的“三代政治”之“遗意”。洋务运动期间，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逐渐增多，同时人们也已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必要，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不仅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也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进行过介绍。20世纪后，民主与科学得到进一步传播。

——摘编自郑大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