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60年代，奕䜣等奏称：与外国交涉，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设立同文馆，招考斗又、天文、算学，采西学、制于器力自强之道。

1898年，康有力奏称：西人之于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教之以算数国史、天文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之学，惟恐其民之不智。吾之教民，束缚于八股帖括之中，惟恐其民之不愚。

清末新政时期，学者倡议：“教育一事，当全国划一，故以颁教育制度为第一要务。”督学大臣张百熙等奏称：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拟学堂章程，颁行各省，裁减科举，归重学堂。

——摘编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军国民教育（偏于强身健体）、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和根本。

——摘编自《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材料一   在汉代，皇帝会诏令地方对政绩突出、表率一方的地方官按祠祭。桂阳太守许荆“为设丧祭婚姻制度，使知礼禁……桂阳人为立庙树碑”；淮平大尹侯霸政理有能名，“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政府统一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各地居民祭祀当地山神、水神，华阴有太华山祠、江都有江水祠等。同时，人们为“攘除凶灾，御止疫鬼”祭祀门神，为长生拜祭西王母、司命，为祈福祥与富贵尊荣祭祀灶神。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乡村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祭祀地方保护神——社神；腊祭是“岁终大祭”，阖家大小在家长的率领下，洁祀祖先，然后按次序列于先祖之前，依次向尊长进酒祝寿。

——摘编自贾艳红《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等

材料二   据统计，河北井陉县原有自然神坛庙14处，到民国年间无一保留；河南滑县原有自然神坛庙22处，到民国年间仅剩1处，有的地方虽然坛庙尚存，但已没有什么祭祀活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都市，东南沿海地区的乡村，“昔年巨族皆建祠堂，今存者什之一”，祭祀活动难以为继。民国实行信教自由政策，1913年全国天主教徒130万，1932年达到250余万。中华民国公布“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办法”，“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视“逃信为进化之障碍”，贵州仁怀跳大神、巫蛊等活动“奉文禁革，其习渐息”；上海法华乡，延巫治病之风“稍戢矣”。

——摘编自赵英兰、贾小壮《民国时期社会信仰态势嬗变之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