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万历初年（1573年）开始，张居正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凡是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监察机关，把朝廷政令转发给地方政府，根据事务的缓急程度及路程的距离远近规定相应的处理程序与时间限制，把拟办的公事分门别类进行登记，并按照进度每月办理注销手续。同时，必须另外编制两本文册，一份送六科备案跟踪进度，一份送内阁考查。六科收到文册之后要逐一核查，核查完毕，在下个月陆续完销表明处理完毕。如果查明有公文拖延处理或期满不实的情况，则应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从严查处。若期间有官员不按规定执行，则必须究其责任子以惩处。每月、每半年、每年都需要总结考核一次，直到所有登记在簿的事件已处理完毕。

——摘编自刘贞孜《万历初期张居正政治改革实践论析》

材料   张居正，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隆庆六年（1572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间担任内阁首辅，曾上奏《辛未会试程策》，阐述他的治国思想，成为其日后在万历年间改革的蓝本。他主张国家治理“随时制宜”，强调为国立政，首要在于“安民”。他既主张皇帝必须重新树立朝廷的权威与君主之威，又强调严厉整肃群臣的贪腐怠政。他主张官员的任用或罢免、奖赏与惩罚，应重视其实才与政绩，不为资历资格所限。对于边患侵扰问题，他提出了加强武备、整顿边防、奖励军功、转弱为强的战略。在张居正着手改革的时代，清除官场积弊，官员怠政、腐败等问题得到改善，使得万历年间的政府行政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破格启用大批人才，解决了明朝选拔官员的负面危害，改革卓有成效，促进了“万历中兴”形成。

——摘编自李天石《张居正行政伦理研究》

材料   明朝初年的赋役制度主要沿袭了前代的赋税制度。在这样的赋役制度下，本应承担较多赋役的地方豪强为了逃避田赋和徭役，便通过勾结地方官员，隐匿人口、伪造文书、修改田则。随着地方贪腐之风日盛，田地被富豪不断兼并，贫苦农民无田却承担重赋，整个国家财政根基受到侵蚀，底层矛盾也不断激化。为应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第一，“赋税合并”，即将徭役跟税收合二为一。第二，“摊派到家”，赋税或徭役直接面向人民。第三，“白银征收”，所有的赋税或徭役均以白银的形式由国家接收。第四，“直收直运”，一切金银均由国家派专人收取。一条鞭法推动中国古代传统的财政税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摘编自王人骏、赵海月《税制改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   张居正，嘉靖年间进士，1572年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深感大明江山如同“将圮而未圮”之室，“其外窿然，而中则蠹矣”。于是，他针对官场上无视法纪、上下因循苟且、遇事推诿的作风进行改革，根据事情的大小、缓急，定出时限，延误者受到究治，进行整顿。他在大同、甘肃等边外之地设置互市，听令内地商人赴边贸易；他经常就边疆镇守和防御之事和部将商榷讨论，给与专断之便，并让地方官员配合，“动无掣肘”，故能边境晏然。他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很快，“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可以直达北京。张居正面对官僚和缙绅地主的反对，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园、民田等，一律丈量。并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 张居正是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掌握中枢大权之后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万历元年，他提出“考成法”，加强对官员的考察。考察的方法，是逐级考核。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稽查巡抚、巡按，抚、按考察地方官员。此外，建立了随事考成的制度，要求各衙门将逐日的章奏登记，立文册两本，一送六科，一送内阁，实行一件，注销一件，每年每月针对事情的完成程度加以考察。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派戚继光在蓟镇整顿防务，修筑边墙，派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裁减冗官冗费，甚至要求皇室节省开支，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税赋。重新清丈全国土地。从万历六年到万历十一年，清丈基本结束。清丈后的田地总量，比弘治时期的田地总量多了300万顷。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实质，是赋役合并、一概折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它使原先繁多的杂税归于一条，又将原先按丁征收的役改由丁、田分担。

——摘编自社会科学院《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   明代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变革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明朝中后期，皇室奢侈之风遍行，兴建行宫，个人消费支出急剧增加，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困窘。同时，为了稳固政权，朝廷不断扩增军队，国防支出也随之大幅上升。明英宗之后，皇帝怠政，宦官专权，操纵朝政，官场污浊。皇帝经常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官僚和缙绅也纷纷效仿，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而此时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一条鞭法”施行之初，改变了当时混乱不均的赋役制度，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一条鞭法”是中国赋税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尤其是其在人头税的消除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田赋制度的发展，以及清朝的“摊丁入亩”制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一条鞭法”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各种限制，再加上本身改革不彻底等固有缺陷，行之不久即告失败。

——摘编自丁晓燕《“一条鞭法”对当前税制改革的启示》

材料   1572年，年仅12岁的明神宗即位，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面对当时政治上纲纪废弛、贪污盛行，经济上入不敷出、国困民穷的状况，张居止开启了涵盖史治、理财、学风、边政、治河、漕运等各个方面的改革，重点是政治上的考成法和经济上的丈量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首推考成法，以雷霆之力整肃官场，稽查政令执行情况，设定完成期限，严肃查处政令延误现象，并将奉行朝廷政令情况作为官吏考核的依据；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利用种种特权隐瞒土地、逃避赋税徭役，把负担变相转嫁到贫民身上的状况，张居正通令丈量全国田亩，按照土地实际占有情况征收田赋，严惩隐瞒田地之罪，丈量后全国田数有七百多万顷。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将海瑞等人在南方试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方法改变为按照丁、粮派役，将名目繁多的各种杂税、力役归入田赋，按田亩核算，并折算成银两统一征收，差役由政府以银雇人充当。

——摘编自刘洪强《大明“救时之相”张居正》

材料 明建国伊始，大量官田的存在，导致洪武以来就产生了所谓“江南重赋”的问题，而且这些税负大多落在小农头上。地主豪绅大肆兼并官田，并采取“以官作民”的伎俩，使“田居富室，粮坐下户”。江南财富再分配矛盾逐步激化。明宣德四年（9年），宣常下诏江南官田改料减征，每亩减十之二三至周忱为江南巡抚时，实行“里甲锥”制度，把原本应接户征收的里甲费用“十之二三”抑之于田粮，并征收白银。摊丁入地折银征收的改革，封建国家对人手控制已无关紧要，万历以后各地里甲大多转变为以“缉捕奸盗”为主要职责的保甲。改革使大批劳动力人手从非生产性徭役劳作中解脱出来，转向生产劳动。改革中“富商大贾……赀或累万计，而竟以无田幸免（徭役）”，商人遂不再买田。资本因而向城镇集中，产生了一批富商大贾，群体性经商成风，出现了徽商、晋商。粤商等资本雄厚的商帮。他们从事棉，丝织品和盐等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在国内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等经贸区。海禁的局部开放，外商纷纷来华贸易，“白银大量涌入，通过丝银外贸结构，完成了与世界的链接”。

——摘编自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

材料　　万历年间，面对明朝中期以来社会危机的不断加深，大学士张居正对明王朝的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他执政不久就颁布推行了“考成法”，建立有效的官吏考核考绩制度，使朝廷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他任首辅期间加强了“内修守备”方面的工作，将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在他执政时期及其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万历六年，张居正任用潘季驯督修黄河，加强对黄河的治理，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使多年弃田变为良田。张居正将财政改革的重点放在整顿赋役上，首先是清丈土地万历九年，全国土地丈量基本结束，效果显著。在清丈土地的同时，张居正还着手将嘉靖以来已在一些地方试行并取得成效的赋役征收办法即一条鞭法逐步推行于全国其他地区。通过张居正一系列的改革，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摘编自《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