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建国伊始，大量官田的存在，导致洪武以来就产生了所谓“江南重赋”的问题，而且这些税负大多落在小农头上。地主豪绅大肆兼并官田，并采取“以官作民”的伎俩，使“田居富室，粮坐下户”。江南财富再分配矛盾逐步激化。明宣德四年（9年），宣常下诏江南官田改料减征，每亩减十之二三至周忱为江南巡抚时，实行“里甲锥”制度，把原本应接户征收的里甲费用“十之二三”抑之于田粮，并征收白银。摊丁入地折银征收的改革，封建国家对人手控制已无关紧要，万历以后各地里甲大多转变为以“缉捕奸盗”为主要职责的保甲。改革使大批劳动力人手从非生产性徭役劳作中解脱出来，转向生产劳动。改革中“富商大贾……赀或累万计，而竟以无田幸免（徭役）”，商人遂不再买田。资本因而向城镇集中，产生了一批富商大贾，群体性经商成风，出现了徽商、晋商。粤商等资本雄厚的商帮。他们从事棉，丝织品和盐等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在国内形成了江南，珠江三角洲，华北等经贸区。海禁的局部开放，外商纷纷来华贸易，“白银大量涌入，通过丝银外贸结构，完成了与世界的链接”。

——摘编自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和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