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                  。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①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②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③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④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⑤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⑥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⑦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2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⑧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⑨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

①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②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④“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他们的出现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以哪些作家为主体往往会决定一种文学的性质，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是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⑤“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前文提到的李大钊《青春》一文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也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是“年轻的祖国”，“五四”作家的青春气息是如此地富有感染力量，主体的气息投掷于对象的身上，使得对象也变成青春勃发的了。祖国在更生，是年轻的祖国；时代在变化，是年轻的时代。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在“五四”时代的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地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节选自《正午的诗学》，有删改）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郭沫若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节奏）哟！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觉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先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于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摘编自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材料二：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

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摘编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材料一：

费孝通先生谈“差序格局”是从私说起，私的问题是个群、人我的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于是，费老先生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

中国的社会不像西洋社会，西洋社会是团体社会，称为团体格局，“像由几根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

团体是有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

西洋社会结构里，团体格局是一种平等的观念，在同一团体中，各个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是一种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煞个人。中国社会结构里，差序格局是一种有差等的次序，有远近、亲疏的差序。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主义。在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中，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摘编自李鹏亚《读<乡土中国>——对差序格局的理解》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从文化上不断塑造着、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度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对这种情形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愈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

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摘编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一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继承和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

（摘编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材料一:

1975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做完最后一次手术后，让邓颖超找来《长征组歌》的唱片，在熟悉的旋律中与病魔相搏。长征，就是以这样丰厚的典藏和精神的光芒，给人以追忆、启迪和力量。

80年前，我们党领导红军将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艰难跋涉，变成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如果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自然摇篮，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象征，那么长征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透过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饱含深情的期许，我们应更加珍视长征的历史馈赠，更加坚定走好新长征路的时代担当。长征精神展示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资源，也是我们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的最高体现”。

长征胜利属于中国，但长征精神已走向世界。80多年来，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思维方式的人们，对长征的解读从未停止。有人感叹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有人认为“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还有人拿长征比较，“汉尼拔的跨越阿尔卑斯山在‘历史的小剧院’中失掉了光彩，拿破仑自莫斯科的撤退也只是灾难性的失败，而长征则是最后胜利的前奏曲”。

长征精神是用血与火熔铸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血战独树镇……红军官兵几乎平均每天一次遭遇战。徐向前在回忆百丈关大战时说:“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长征精神是用生与死锻造的。4支长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沿途补充兵力1.7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担负后卫的红34师，原有7000余人仅剩下90多人。无数个“军需处长”为了战友甘愿以命换命，无数红军官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仍是所信仰的事业。

长征精神是用苦与乐冶炼的。聂荣臻元帅曾说:“碰到了困难，人们就想起长征，想想长征，就感到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长征以战斗之频、河山之险、给养之难、病疫之侵、霜雪之冷，考验着红军官兵的意志与耐力。然而，就是这支每时每刻与死神打交道的队伍，休息时，有的读马列经典，有的表演《红军舞》，有的用法语唱《马赛曲》、用俄语唱《国际歌》……到处洋溢着乐观、友爱和热情，被斯诺称为“最幸福的中国人”。

当今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一跃”，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闯过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读懂、汲取长征精神，就应该经常检视自己可否拥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激情，可否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可否保持“千锤百炼不怕难”的韧劲。

远离长征的枪林弹雨，沐浴时代的杏花春雨，我们只有像红军那样闯关夺隘、像红军那样心系人民、像红军那样紧密团结、像红军那样艰苦奋斗，才能在新长征路上展现出强大的中国精神、凝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

（辛士红《读懂长征的精神力量》，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省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撒播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摘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材料一：

探测深空需要脱离地球引力场，进入太阳系空间和宇宙空间。1988年10月，世界无线电管理大会（WARC）ORB-88会议确定将深空的边界修订为距离地球大于或等于200万千米的空间，国际空间数据咨询委员会（CCSDS）在其建议标准书中也将距离地球200万千米以远的航天活动定义为B类任务（即深空任务）；我国则将月球探测作为了深空探测的起点。

深空探测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空间和天体两部分，一般由近及远：月球是起点和前哨站；火星是月球之后的又一个探测热点；小天体探测日益受到重视；多目标多任务探测是深空探测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太阳系中心天体太阳的探测活动一直未曾间断过；火星和金星之外的大行星及其卫星探测活动任重道远。

探测方式上，一般包括飞越、硬着陆（撞击）、环绕、软着陆（+巡视）、无人采样返回、载人探测等形式。近年来出现的两个新趋势：对同一探测对象采取多种探测形式交替进行的方式；在一次任务中多种探测手段组合实现综合探测。

深空探测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取决于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支撑，这些关键技术包括深空轨道设计与优化、自主技术、能源与推进、深空测控通信、新型结构与机构、新型科学载荷技术等。其中轨道设计与优化技术包括多体系统能量轨道设计与优化技术及不规则弱引力场轨道设计与优化技术等；自主技术包括自主任务规划技术、自主导航技术、自主控制技术、自主故障处理技术等；新型能源与推进技术包括核能源技术、电推进技术、太阳帆推进技术等。

深空探测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促进对太阳系及宇宙的形成与演化、生命起源与进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明确人类航天活动的重要方向；二是有利于推动空间技术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从而不断提升人类进入太空的能力；三是有利于催生一系列基础性、前瞻性的新学科、新技术，从而促进一系列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四是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队伍，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进步。

（摘选自《科普中国·科学百科》）

材料二：

据统计，至今全球火星探测成功率大约为40%，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6个国家和组织发起了44次火星探索计划，但只有8次真正实现了火星着陆，火星甚至一度被航天界称为“航天器的墓地”，原因在于火星探测工程难点众多。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看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实为“弯道超车”。他表示，我们若想实现超越，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实现“两步并成一步走”，一次发射实现环绕、着陆、巡视3个目标，这是其他国家火星探测任务从来没有过的，这一跨越式方案将成为全球首次。当然，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艰巨。事实上，我国很早就开展了相关研究。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没有简单重复其他国家火星探测的老路，起点设置很高，体现了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航天工程技术人员的自信。

国家航天局称，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以“天问系列”命名，也使用同一个主标识”揽星九天”。这意味着，中国已将行星探测计划进行整体规划，火星只是第一步。据了解，我国后续深空探测工程初步明确了4次任务。第一次任务是在2020年7月发射火星探测器，预计经过10个月的飞行，2021年到达火星。其后，计划在2028年左右进行第二次火星探测任务，采集火星土壤返回地球。我国还将进行小行星探测，并在2030年前后开展木星系探测和其它行星系探测。

（摘自杨戈《雄心更在深空外》，《科学中国人·下旬刊》2020年5月）

材料三：

“嫦娥”五号将实现四个重大首次突破。

“嫦娥”五号计划在月面采集2千克样品，并且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月壤。一种方式是利用钻取器，获取深度为2米的月球样品。另一种方式是用机械臂的电铲铲取月壤，取得月球表面具有独特信息的月球样品。获取的样品必须尽量保持原样，不能破坏其层次结构。此外还要在月面真空环境下完成样品封装，并带回地球，整个环节必须分毫不差。

本次任务的核心是返回，月面起飞是最关键的技术突破。完成月面采样后，“嫦娥”五号的上升器要从月面起飞，摆脱月球引力抵达环月轨道。上升器只能进行短距离的飞行，因为它携带的燃料有限，不可能直接飞回地球，只能到达在月球轨道飞行的轨道器，由轨道器携带返回器完成接下来的行程。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新技术，相当于在月球上发射一个火箭，要实现自动发射，需要许多关键技术的突破。

在月球采集的样品被送入月球轨道后将与轨道器对接，它们的对接将是“针尖”对“针尖”的对接，而这种对接在距离地球38万千米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地球上无法看见，也根本无法提供数据和测控支持，完全由事先植入的人工智能来完成，比“天宫一号”和神八、神九、神十的无人交会对接难度更大。

与“神舟”飞船回家时一头扎进大气层不同，“嫦娥”五号返回地球的速度非常快，将达到11.2千米每秒的第二宇宙速度，以这样的速度进入大气层，势必会因为高温而被烧毁。要控制它减速至7.9千米每秒的第一宇宙速度进入地球轨道，乃至最终安全返回到指定地点，这些都有很大难度。

（选自《“嫦娥”五号的四个首次突破》，《文萃报》2020年第40期）

文艺学家诺思罗普·弗莱如此解释喜剧的运动方式：喜剧冲突是新旧两种道德力量或社会势力的冲突，是从一种社会形式走向另一种社会形式。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揭露假、丑、恶的东西，以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社会生活中腐朽、落后的现象进行无情鞭挞或者善意批评，喜剧的审美价值首先在于这种对现实的敏锐力和巨大的勇气。幽默，轻松，诙谐，喜剧所呈现出的外在形式特点，更表明喜剧精神所达到的拈花微笑的态度。乐观主义精神是喜剧精神另一个重要方面，认识生活，更勇于承受，善于反思，相信人的力量，以更高的智慧在现实生活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难以摆脱的烦恼中，保持清醒，保持理性，在嬉笑怒骂中传达一种更为深沉的快乐。

喜剧不应仅仅是滑稽逗笑、语言嘲弄或对社会表象简单夸张的再现。中国喜剧一直坚持着深刻的现实主义。著名戏剧大师陈白尘先生的作品《升官图》，把官场交易、官僚政治的复杂与丑恶揭露无遗，相对于角色人物可笑的言行举动、故事情节的荒唐与巧合，作品的生命力更基于对国统区官场现实深刻的思考，它甚至揭示了永恒的人本困境。当前，争论谁才是舞台的“一代宗师”，哪部片子堪称“喜剧之王”，何种表现形式为观众所接受，以及哪句“俏皮话”容易出彩，都或多或少偏离了喜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喜剧作品要保持对现实的敏锐程度，对复杂现象的认识能力，保持更高的机智与理性，才能回归真正的喜剧精神，赢得观众认可，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选自《光明日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