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网络短视频迅猛发展，并因其广泛的影响而备受关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40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18亿，占网民整体的87.0%。在我国网民使用各类应用时长的占比中，网络视频（含短视频）位居第二，时长占比达到12.8%，仅次于即时通信的13.7%。

历史上，媒介技术的发展、应用与普及，总是带来新的信息呈现与传播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思维和价值观念。作为数字时代催生的内容形态，网络短视频逐渐发展成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信息来源、传播方式、自我表达与交流空间，日益孕育并塑造着新的认知心理、审美体验、价值偏好，其中既充满了便利和机遇，也存在着风险和挑战。

相对于传统专业的长视频拍摄制作，短视频制作的门槛和成本较低，增加了普通公众自我表达的机会和社会参与的形式。短视频充分发挥视听语言的优势，并在极短的时长内快速推进情节、表达观点，内容呈现直观生动，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强，更易调动情绪、引发共鸣，可以形成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短视频直观具象的内容呈现，更易于理解，有助于加速信息在更加广泛群体中的推广普及。此外，短视频与移动化、伴随性密切相关，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短视频，观看时间和场景更加灵活，填补了人们的碎片时间，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网络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与广泛流行也引发了人们对其负面影响的忧虑。短视频由于时长所限，往往难以展开深入探讨与思考，有些片面或肤浅的内容甚至会让人们忽视内容的本质和信息的深层内涵。短视频需要迅速吸引并抓住观众，有的短视频过于追求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冲击力，对内容的完整性和严谨性有所放弃，可能影响人们的审美追求，造成对刺激的渴求。

伴随着愉悦感的阈值不断提高，网络短视频可能导致闲暇无聊感的提升，使人更容易感到焦躁、沮丧，甚至失落空虚。本来用以填补碎片时间的短视频，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人们注意力的日渐分散，使人们变得难以沉下心来、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的思考。由于制作门槛低，短视频内容良莠不齐，而快餐式的信息传播，在降低了信息获取门槛的同时，也容易使用户被断章取义甚至偷换概念的信息误导。而在商业化、市场化和流量变现等因素的驱动下，有的短视频制作者为博取流量甚至刻意歪曲逻辑或事实，传递出不当的价值观念。

网络短视频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将与其他传播媒介形态并存、融合发展。短视频和长视频，网络视听与图文阅读，可以并行不悖，但确实需要反思、引导和治理。人们应当善用这柄数字时代的双刃剑，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正视越来越离不开数字化生活的现实，并多一些自我反思，提醒自己，牢牢把握生活的控制权，合理分配时间、安排短视频使用。

（摘编自蒋俏蕾《短视频发展中自律与创新同样重要》）

材料二：

一项调查显示，有49.1%的受访者每天花费半小时以上浏览短视频，而有66.3%的受访者表示曾在网上发布过自己拍摄的短视频。然而，在那些多则几十秒，少则数秒的短视频中，真正反映现实生活、记录真善美的寥寥无几，盲目模仿、恶搞低俗、内容涉黄……渐成网络新宠的短视频，日渐暴露其良莠并存的内容生态现状。

一些短视频兼容了碎片化接受情境和感官化内容形态两种特征，迎合了受众填补闲暇时间的需求或获取感官刺激的心理，某些内容已经触及了法律底线。短视频低俗化现象泛滥，归根结底是平台为了短期变现快速获利而无所不用其极。动辄数十亿的市场规模，早就让不少失控失序的平台急火攻心，在野蛮生长期选择了“下三路”发展。但凡监管稍有疏漏，利益驱动之手就会赚得盆满钵满，而短视频平台为了利益，往往对某些低俗内容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长足发展，用户尤其是年轻受众正逐渐从围观走向参与。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年轻受众群体正处于三观塑造期，他们所追逐的流行风潮，必将“润物细无声”般内化于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之中。

短视频虽短，监管不能“短”。虽说一些用户为追求感官冲击，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包含低俗内容短视频的传播空间，但从净化网络空间计，短视频内容仍需要以符合法律规定、尊重公序良俗为底线。整治低俗内容，不能仅靠平台把关审核，监管部门要主动治理、防患于未然，尽快完善针对网络内容管理和内容生产者的相关法规，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惩戒机制，形成对不良低俗以及违法违规内容上传者的威慑效应。

（摘编自吴学安《短视频虽短   监管不能“短”》）

材料一：

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寻找，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

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一所大学的任务就是师生一起运用想象力去获得知识经验。

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在此，一件事实将不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赋予了全部的可能性。记忆不再是一种负担，因为它如同我们梦境中的诗人和我们的目标设计师一样富有生机。

想象与事实不能分离，想象是探明事实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引出适应于事实的一般原则（正如事实的存在一样），并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理智考察。它能使人建构一种新世界的理智的远见，并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目标来永葆生活的热情。青年人是富于想象的，如果通过训练使想象力得到增强，这种想象的活力大都能保持终身。世界的悲剧在于，那些富于想象力的人经验不足，而那些富有经验的人又贫于想象。蠢人们凭想象行事而缺乏知识，学究们又凭知识行事而缺乏想象，大学的任务就是要将想象力和经验融为一体。

而大学对想象力的培养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在现时代，恶化的可能性已大为增加。在一个大机构中，作为新手的年轻人，必须服从命令，照章行事……其结果是只注重经验而职业后期所需的想象力很容易在早期被践踏。这仅是更多的一般事实的一个事例，即所需的良好技术只能通过那些易于摧残心智活力的训练去获得，而这种心智活力本应是要指导技术性技能的。这是教育中重要的事实，也是大多数困难的症结所在。

大学为诸如现代商业或传统一类的智力化职业做准备的方式在于增进对作为职业基础的各种一般原则的富于想象的思考。这样，学生才能带着他们在将具体事务与一般原则相联系的过程中已经践行过的想象，进入其技术学徒制阶段。具体事务也就获得了意义，并例证了被赋予的那种意义的原则。因此，一个人要受到适当的训练，应期望通过具体的事例和必需的习惯去获得想象的训练，而不是单凭经验去做苦工。

大学如何培养想象力呢？想象力是一种“传染病”，它只有通过其成员自身也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大学进行交流传递。这就需要教师首先要具有想象力。那么如何让教师有想象力呢？就让他们与正处在一生中最有朝气、最富有想象力时期的青年人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吧。

想象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那些在观点上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相互激发。还需要在促进知识的发展时，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

大学应该成为年轻人和年长者共同进行探险的故乡。

（摘编自怀特海《想象力：大学存在的理由》）

材料二：

无论教育以什么为目的，它绝不能限制学生的思维与想象力，绝不能使他们的这些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弱。

因此，教育应该想方设法地提供便利，让某个专业的学生了解其他专业所使用的方法，已经取得的成就，人们的希望和理想，遇到的挫折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由，不去探求尽可能多的知识。我们还是鼓励一个人拓宽视野，这样他就能超越目前这个他似乎被认为应该生活在其中的狭小世界。一般来说，不下大功夫，没有老师的帮助，大多数人是无法认识这个世界的。懒惰、无知、教条主义、蒙昧主义、厌恶思考与辩论、仇视新生事物，更有甚者，人们对相邻学科充满嫉妒和忧虑，唯恐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障碍，必须揭露并克服。

我还要假设：一般来说，人类有权提高其思维能力与感知能力，无论社会在技术上多么迫切需要；较之批判性思维、自由的想象力、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健康的个人生活，社会的安定与社会公德不一定更受欢迎。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能够也应该成为人类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力工具；无论如何，它不能是一种障碍。

要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就不能依靠规范，而只能依靠例证——必须发现或培养一些具有足够的知识、才能与想象力的教师，他们会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学生。我们一定遇到过好老师，他们极具人格魅力，能使学生焕然一新。我们需要有才华的阐述者。有才华的阐述者，几乎能使任何话题变得趣味盎然，但还是有思维能力的指标。

（摘编自以赛亚·伯林《教育在于培养思维与想象力》）

材料一：

2020年2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11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文件，提出到2025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等六大体系基本形成，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实现规模化生产，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实现市场化应用。

智能汽车既是人工智能与机械化的结合，也是信息文明时代人、社会和智能相互融合的一种方向，是智慧城市的一个要素。构建智能汽车的六大体系，是同时发展实现目标，还是分时间和重点一个个突破，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而智能汽车能不能上路，既在于技术是否实用，也在于与之相关的社会要素是否配套，因此，尽管智能汽车的六大体系需要推进，但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发展。

按照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架构，技术的发展在先，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推动力量，因此，技术是先行者，之后，人类社会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来适应技术创新。现在的智能汽车就是如此。一方面，需要对原有的交通规则进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智能汽车时代的交通规则；另一方面，必须要解决智能汽车的伦理问题——对人类社会的伤害减到最小或接近零。哲学家菲利普·福特1967年提出了一个哲学难题，在智能汽车时代，这一问题可能会更加凸显和尖锐。

无论智能汽车的技术如何尖端和适用，道路基础设施如何先进，智能汽车上路也会有产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在事故将要发生时，AI的选择是挽救路人还是保护汽车中的乘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2018年8月，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结果，揭示了自动驾驶汽车在全球不同国家的伦理偏好以及这些偏好的区域差异。对233个国家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表明，不同社会的伦理具有共性，保护人类的生命，而非其他动物的生命；拯救多人的生命，而非少数人；保护年轻人的生命，而非老年人。

智能汽车无论是否出现事故，法律上该负什么责任，也必须在智能汽车上路前制定规则。而如今，社会配套方面并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2018年3月18日晚，美国Ube r的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撞上了49岁的妇女伊莱恩·赫茨伯格，并导致其死亡。2019年11月19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宣布，车祸主要归咎于Ube r脆弱的安全文化，公司的法人代表要负主要责任。但是，这并不是法律上的判决。而且，当时Ube r自动驾驶汽车上还有一名安全员，并非完全无人驾驶。

在未来，如果完全是无人驾驶，出现事故是公司法人负责，还是智能汽车的设计者负责，抑或智能汽车的运营者、审批者负责，或者是都有责任？种种伦理和法规，都是需要在智能汽车上路之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张田勘《智能汽车六大体系之外，伦理和法规同样重要》）

材料二：

智能汽车与一般所说的自动驾驶不同，它指的是利用多种传感器和智能公路技术实现的汽车自动驾驶。智能汽车首先有一套导航信息资料库，存有全国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城市道路以及各种服务设施（餐饮、旅馆、加油站、景点、停车场）的信息资料；其次是GPS定位系统，利用这个系统精确定位车辆所在的位置，与道路资料库中的数据相比较，确定以后的行驶方向；道路状况信息系统，由交通管理中心提供实时的前方道路状况信息，如堵车、事故等，必要时及时改变行驶路线；车辆防碰系统，包括探测雷达、信息处理系统、驾驶控制系统，控制与其他车辆的距离，在探测到障碍物时及时减速或刹车，并把信息传给指挥中心和其他车辆；紧急报警系统，如果出了事故，自动报告指挥中心进行救援；无线通信系统，用于汽车与指挥中心的联络；自动驾驶系统，用于控制汽车的点火、改变速度和转向等。

对车辆的操作实质上可视为对一个多输入、多输出、输入输出关系复杂多变、不确定多干扰源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的控制过程。驾驶员既要接受环境如道路、拥挤、方向、行人等的信息，还要感受汽车如车速、侧向偏移、横摆角速度等的信息，然后经过判断、分析和决策，并与自己的驾驶经验相比较，确定出应该做的操纵动作，最后由身体、手、脚等来完成操纵车辆的动作。因此在整个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人为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一旦出现驾驶员长时间驾车、疲劳驾车、判断失误的情况，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通过对车辆智能化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可以提高车辆的控制与驾驶水平，保障车辆行驶的安全、畅通、高效。对智能化的车辆控制系统的不断研究完善，相当于延伸扩展了驾驶员的控制、视觉和感官功能，能极大地促进道路交通的安全性。智能车辆的主要特点是以技术弥补人为因素的缺陷，使得即便在很复杂的道路情况下，也能自动地操纵和驾驶车辆绕开障碍物，沿着预定的道路轨迹行驶。

（摘编自百度百科“智能汽车”条）

材料一：

主流文学一般而言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而科幻文学关注的是未来。所以在文学手法上，科幻更多的不是去反映、隐喻或批判现实，而是把作家的思考投射到未来。此外，在读者群上，主流文学背靠学院正统，在其身后存在一个庞大而悠久的评价体系。相比之下，科幻文学则更依赖于市场和读者的肯定。

在科幻界还有一种说法，即“科幻是最大的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所谓“未来”，正是必将到来的“现实”，是现实在靠前的时间轴线上的投影。科幻文学同样可以带入问题意识，去探讨主流文学正在涉及或未曾涉及的领域，并通过在时空上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的效应。

其实科幻文学也和中国梦产生了莫大关联。有人认为，科幻是唯一可以直接描写出中国梦的文学题材——因为其他文学类型都只能聚焦于未完成的当下，科幻小说却可以直接描摹出中国梦成为现实的绚烂图景。在这种意义上讲，科幻文学的确是一种最具现代感和现实性的文学类型。

不仅主流文学，任何文学类型的创作都要求作家足够洞悉世界、生活和人本身，科幻也不例外。但对于科幻文学，只深入生活是不够的，还需要作家了解科技前沿，寄托思考和想象，尤其要发挥创新能力。我认为，科幻文学是创新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科幻文学的兴盛，将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科幻文学是一种让想象力得到驰骋与磨砺的文学体裁，无论创作还是阅读，都是对想象力的锻炼，而它与科技的内在关系，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审视科技在当代社会的地位。自然，科幻文学并不能直接授人以科学知识，但它通过对想象世界的描写和对科技社会的预言，足以激活我们的创造力，也激发出指向科技领域的强烈兴趣。事实上，有许多最终走上研究之路的科学家，都曾经受到过科幻文学的影响。

（取材于刘慈欣《让科幻文学推动创新》）

材料二：

吴言：对于科幻文学评论您有什么建议？

刘慈欣：现在文学界对包括科幻在内的类型文学的评论，都是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语境和框架。不可否认，所有文学体裁都有共性，但不同的文学类型也有自己的规律，套用主流文学的评论方式来评价类型文学不是恰当的评论方式，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和语境来评价，包括我的小说在内，相当一部分国内和国外的科幻作品将一无是处。比如说，传统的文学评论认为，文学是人学，由此推论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中的那些类型元素，如科幻中的科幻创意、侦探中的推理等，都只是提供了一种背景、平台和工具，最终目的是用来表现人性的。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些类型元素就是类型文学本身的目的，比如在科幻小说中，环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都可能成为与人物一样的独立的文学形象。有许多主流文学作品都有大量的科幻元素，比如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戈尔丁的《蝇王》、奥威尔的《1984》等，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作品，但一般不被当成科幻小说。

（取材于《星空的奥妙——刘慈欣访谈》）

材料三：

在人们开始带有某种乐观的倾向去关注中国科幻创作时，我们更应该反思那些制约中国科幻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多方面的，此如，一直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认识不够全面，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人文关怀方面有所缺失，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制约因素。

从科幻的社会教育意义来说，《三体》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内科幻界为数不多的较高质量的科幻作品中，像更关注科技伦理问题的王晋康等人的一些科幻小说，也是颇为值得重视的。科幻作品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也是未来中国科幻创作另一个值得鼓励的发展方向。

（摘编自刘兵《〈三体〉现象与中国科幻》）

材料四：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科幻原创力量的薄弱，作者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很有限，大部分中青年作者又长期陷于（科幻世界）杂志体系，造成科幻文学一定程度的小众化和边缘化。缺少或没有专职作家，这个问题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其他的类型文学。以校园在读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成名较早，但到了而立之年又大部分因为生活、工作等压力销声匿迹。中年作家“留守”的寥寥无几，“留守”的作家刘慈欣以一人之力用一个大部头作品将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但却由于中国科幻力量的体量小和结构性失衡而形成后继无人的窘境。

（摘编自《中国科幻图书出版的初步考察》）

材料一：

清代袁枚《续诗品》中，将“著我”列为二十四品中的一品：“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纳新，其庶几乎！孟学孔子，孔学周公，三人文章，颇不相同。”它一方面强调了风格的创新，另一方面强调了风格的独特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家书创作与诗文创作一样要强调自我，强调个性，强调艺术的独特风格。“著我”的家书，在创作中表现强烈的自我个性，表达了对艺术个性化的愿望和追求。

在家书审美创造、鉴赏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但凡优秀的家书作品，其中必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色彩，从而形成独特的个性风格。欣赏朱自清的《给亡妇》，全篇既不是捶胸顿足，也没有呼天抢地，只是深情地细诉亡妻生前的一切，平实地回忆了她十二年来对自己和孩子的种种恩情，语气平淡冲和，不见任何突兀之处，但是我们能深深地感觉到作者的哀悼之情。同样是写给亡妻的家书，并拥有相同的形式和内容，蔡元培的《致亡妻黄仲玉》却呈现不同的艺术风格。蔡元培的家书是一种直抒胸臆火山爆发般的感情，声泪俱下地哀悼与自己风雨同舟的妻子黄仲玉。家书中感叹词“呜呼”前后出现了十三次，作者心灵的风暴翻江倒海般地扑面而来，让人感慨万千、涕泪横流。面对一封封血肉俱丰的家书，我们进行审美鉴赏时，一定要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把握作者的主体审美意识，将审美视角锁定在作品中的心理体验和深厚内蕴，才能产生情感的共鸣，领略家书艺术的审美价值。

（选自《家书的审美风格》）

材料二：

以“真善美”为思想内核的家书，不仅让收信人重新观照自己，也鼓舞其他鉴赏者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这就是家书表现出的审美功用。

家书价值的多元性首先表现在家书的认知功能，鉴赏者能够通过某些家书作品认识社会、了解历史。家书来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封家书总是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家书写作过程中，常常涉及身边的真实事件。由于家书是家人间的温情话语，它的认知价值，又表现为一种启迪，而非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它温馨智慧的家常话语，可以启发鉴赏者在家庭情感辐射的小天地内，去探索人类世界大生活的奥秘，思考生命的意义甚至体悟宇宙人生。

除了具有启迪特色的认知价值，家书还有审美教育价值。家书作品所涵盖的对象本身，因其“著我”要求而倾注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包围着家书传递的信息。当鉴赏者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受到感化和熏陶时，家书的教育价值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因而家书的“教育”可以说成“教化”，“化”便是荀子“化性起伪”中的化，我国的传统教育的精髓向来是“化”胜于“教”的。在这个过程中，鉴赏主体与创作主体通过家书这一审美中介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这种共鸣不是“臭味相投”的低俗认同的话，壮美或优美的思想情感便成为审美情感的旋律，家书因之实现了使鉴赏主体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的功能。

家书鉴赏之中的“赏玩”，则是侧重于家书的娱乐价值。中国传统家书是文化和艺术的综合载体，那些写在各式信笺上的蝇头小楷和遵从着长幼礼仪的书信格式，都能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感受。即使是信封的设计与信纸的折叠，也是丰富多彩的，如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书信折纸基础》一书中，介绍了91种信封和信纸的折法，让人享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一场视觉盛宴。不论是对家书书法、工艺的赏玩还是对家书故事的聆听，都可以触摸不同历史时空的鲜活容颜。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肯定了“诗”价值的多元性，家书亦是如此。家书对于人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信息授受，也不是单纯的伦理说教，它以审美价值影响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家书作为书信文学、作为艺术文化，对人的审美功用是立体的、综合的，它的终极审美目标在于通过对家庭范围内人性美的讴歌，造就审美主体完整的个性。

（选自《家书的审美价值》，有删改）

材料三：

当今社会，传统家书日渐式微，家书文化面临衰败消亡的严峻考验。诚然，互联网实用又快捷，打破了家人亲友间的空间阻隔，缩短了时间长度，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亲情友情都可通过键盘敲打出来。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降低了家人亲友交往的质量和品位，应警觉和预防网络对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稀释和削减。

优秀文化具有永恒的魅力。当今时代，人们既需要现代网络的迅疾和轻灵，又需要高雅文化的温润和熏陶。不难想象，通过网络隔空进行的对话沟通，无论如何都显得文化底蕴不足。昔日尺牍信札中真挚的感情、熟悉的字迹、质朴的语言，都被程式化的简单符号所代替，而这些网络符号转瞬即逝、难以恢复，即便其中有时也能迸发出智慧火花和闪光言语，但难以完整保留、长久珍存。世界上许多优秀文化消失的教训告诫人们，现在应警惕和防范包括家书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遗产断层。在现实生活中，纸质书信早已淡出很多人的视野，而对很多“90后”“00后”来说，家书无疑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家书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成为尘封的话题和遥远的回忆。家书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功能是网络所无法替代的。应慎终追远、固本强基，在全社会积极倡导手写家书，让笔墨文字所蕴含的温情暖意抚慰疲惫而躁动的都市心灵，让家书文化成为人们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生坚持书写家书与运用信息技术并重，使家书文化在信息时代延续下去并融入百姓生活。

（选自《让家书文化融入百姓生活》，有删改）

A．

B．

C．

D．

“十八^①之败，杏南表弟阵亡，营官亡者亦多，计亲族邻里中或及于难，弟日内心绪之忧恼万难自解。然事已如此，补救一分，即算一分。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然^②自馁也。”

材料一

共享经济有助于深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过去产业模式更新滞后的阶段，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供给失衡的情况：一方面市场提供的产品不符合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库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一状况的解决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优化产能，注重需求方的需求，提升合理的供给能力。

共享经济的出现带动了资源的再分配，使部分资源得以重新组合；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共享经济的参与成本低，平台参与度、发展迅速，对传统商业市场造成了冲击，削弱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竞争力。以滴滴快车与出租车相比为例，滴滴快车的司机税收政策不明确、收费低、接单多。而传统的出租车因为投入多、运营成本高，打车费用高而逐渐失去市场占有力。这自然会引起传统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不满，出租车司机抵制“专车”司机的情况屡见不鲜。

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经济模式，我国还未对共享经济颁布明确的责任追究、税收监管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共享经济大都是通过网络手段来进行认证，资质认证门槛较低，交易平台很难提供足够安全的保障，一旦出现问题，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厘清真正的责任人。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发展现状及治理对策》

材料二

2012—2020年中国互联网共享经济行业规模及增长率预测

2019年中国网民使用共享经济产品情况调查

（摘编自《2018—2019中国共享经济行业全景研究报告》）

材料三

在行业成熟度比较高的共享模式中，一些现象偏离了“通过激活社会存量资源来创新经济发展”的初衷。名曰共享经济，其实是资本市场的包装，往往多于盈利模式的创新；个性化服务的提升，也可能多于社会公共成本的节省。比如，最初的网约车，说好了是利用空闲私家车和空余座位减轻交通压力，结果却催生了不少专职网约车司机。到底是提升了资源利用率，还是增加了通行压力，这笔账并不那么好算。如今的共享汽车，也是走的类似模式，更多是通过增量服务释放了潜在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共享经济光谱中的不同价值增量。倘若共享成色更浓一些，比如对顺风车、拼车、合租等优化闲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应该以宽容发展的原则，创造适应新业态发展的宽松环境，扶持它们形成站得住脚的盈利模式。而偏向提升服务水准的共享模式，则要相应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审慎研究行业准入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处理好其与传统经济的关系，最终在平衡中把握机遇、化解冲击。

通过共享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人类文明一贯的追求。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互联网技术或者将社会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也应警惕纯粹的逐利彻底压倒实现社会价值增量这个目标。抵御住资本套利的诱惑，致力于价值的共赢，共享经济才能行稳致远，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摘编自刘天亮《共享经济应追求社会价值增量》

材料四

共享单车、共享医疗、共享充电宝、共享厨房、共享衣橱，共享雨伞……距离被称为“共享经济元年”的2015年已过去了4年，中国共享经济迅猛发展，已渗透进许多细分领域和市场，成为互联网经济的新蓝海。中国共享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世界瞩目。外媒注意到，中国共享经济正在转型中稳步发展。

西班牙媒体称，借助移动应用程序共享各种资源，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选择的日常生活方式。数以百计提供各种共享服务的企业应运而生。西班牙《发展报》称，除了共享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外，中国人又开发出其他的共享服务，如篮球、手机充电宝和雨伞等。

“共享经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对此发表评论称，中国企业带来的“共享经济模式”正在掀起一股新潮流，美国企业也在争相模仿。从“共享经济”的传播中，我们能看到中国企业有能力进入新市场，引领全球的新经济潮流。

中国服装和自行车会员制服务随着共享经济发展不断增长，《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9月3日刊文称，中国广泛覆盖的快递网络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们愿意分享更多的物品的转变，以会员制服务为基础的业务在中国正不断获得增长。中国共享经济正从音乐，流媒体视频推广至有形消费品，比如服装、自行车，化妆品，鲜花等。

（摘编自《共享经济告别”野蛮生长”》）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域志》。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一部读书札记，最能代表他的严谨笃实与学术创新，也反映了他一贯不愿“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治学品格。全书共三十二卷，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体现了他的学术、政治思想。康熙九年初刻八卷本刊行后，他又不断增改，至康熙十五年，已得手稿二十余卷。顾炎武在该书的题记中说，他从小读书，“每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一旦发现前人著述中已有类似论说，一律删去。积三十余年，编成此书。取《论语》子夏之言，命名为《日知录》，供后人研讨。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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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

（摘自《辞海》第六版）

②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