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永远连在一起了。

1843年，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莱茵报》的主编，在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此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利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历尽了重重艰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让他在敌人面前陷入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了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1881年12月5日

（选自《中外名人演讲精粹》，中国书籍出版社）

材料一：

今天，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更为明晰，但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中医经验仍是抗疫“利器”。中医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中医治疗针对寒和湿，注重调节机体平衡，提高自身免疫力，对抗“疫”之气。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针对临床治疗期确诊患者推出了中医治疗通用方“清肺排毒汤”。“清肺排毒汤”用于改善患者发热、乏力、咳嗽、咳痰、气短等症状，使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而阻断病情进展，大大降低了重症转化率、病亡率。对于重症患者，西医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技术对抢救生命来说必不可少，中西医深度结合，携手开展临床治疗，大批患者因此受益，推动患者救治形势积极向好。医学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去照料和护理身体不适的人，让他们身心各方面与环境、社会相适应。中医、西医采用的手段不同，但都是在“照顾”患者，目的一致。在我国，将中医与现代西医结合，对症选用，优势互补，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相较人口数量始终比较紧张，中西医结合将有利于缓解资源紧张局面，用较低的成本实现高效的“照顾”。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在医学上的重大优势，也是宝贵财富，不应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

（摘编自李红梅《用好中医瑰宝》，《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

材料二：

中医在治病和防病二者之间，重视以防病为主。中医说：“养之不素则病生。”这个“素”，是人生命的根本，也就是人生命的平衡态。中医是奉行中道的医学，和谐是它防病治病所奉行的至高原则。

中医预防医学首先强调人体在能量摄入上的平衡。没有能量，人的生命将无法维持。但中医并不鼓励过分地摄取能量，中医提出“饮食有节”的思想，强调适度地获取能量，因为能量的过剩，不仅不能给身体带来好处，身体内还需要分解出另外一种力量来消化这些能量，过分的能量摄取成了身体的负担。中医还强调能量消耗的适度。中医提出“不妄作劳”的观点——不要过分劳累。中医重视“固本培元”，注意身体内部根基的培植。人生病往往与对自身能量无节制的消耗有关，入不敷出，最终破坏了身体的内在平衡，形成疾病。

中医认为，防病的关键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平衡。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人的生命来自自然界，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影响。中医主张人要注意契合自然的节奏，实现人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如春天气温上升，人的身体也渐渐形成外张的态势，气血由内部浮向体表，皮肤松弛，汗腺舒张，容易产生湿症，必须防湿；夏天天气燥热，此时人容易急躁不安，要有所抑制；秋天是收缩的季节，人的气血由外部而潜向内里，皮肤紧缩，汗腺收紧，这时要注意水的补充，食物要清淡；冬季多有寒症，如伤寒、关节疼痛，由于室外活动少，长期封闭，容易消沉，必须注意调节。

中医预防医学最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保持精神的平衡。病从心起，养生重在养心。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具有复杂情感和精神的动物，人的精神性因素是内在平衡的根本。精神平衡被打破，容易引起疾病。如人遭受精神刺激，疾病往往也会跟着到来，人心胸狭窄，患得患失，性情暴烈，盲目攀比，心情长期处于不平衡之中，或者是消极郁闷，或者是孤独无依，或者是偏执独断，等等，都是不良的心理状态，都容易带来疾病。中国人有“仁者寿”的说法，长寿的人，往往是待人和善、精神平衡的人，也就是心理比较健康的人。

（摘编自叶朗、朱良志《寻求整体平衡的中医》，《中国文化读本》普及本）

材料三：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的疾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冬不养藏，春必病温”“介疾有喜”的疫病防治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禅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

4 . 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

吴光

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诞生于余姚一个官宦之家。幼名为“云”，五岁时改名“守仁”，盖取《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

阳明十二岁时，开始拜师读书。他经常捧书沉思，思考人生真谛。有一天，他突然问书塾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疑惑地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这个“读书学圣贤”的心愿，表达了少年王阳明要做圣贤的远大志向。

弘治十二年春，阳明二十八岁，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举进士出身。

明武宗正德元年，阳明三十五岁。司礼太监刘瑾专权跋扈，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御史薄彦徽等会同南京给事中戴铣，上疏请诛刘瑾等“八虎”。刘瑾大怒，逮薄、戴等人下诏狱，各杖三十。戴铣竞被杖死狱中。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挺身而出，抗疏力救，刘瑾遂逮阳明下诏狱，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

在贬谪龙场期间，王阳明经历了身体与心灵的“百折千难”，但他并未被种种天灾人祸所击垮，而是自强不息，从容应对。面对种种困境，他常常思考“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问题。在一个风雨交加深夜，他突然大彻大悟《大学》“格物致知”之旨，不禁欢呼雀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便是所谓“龙场悟道”，其关键在于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其逻辑的结论是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他日后在讲学中形成良知心学奠定了心灵觉悟的基础。

正德五年三月，王阳明经历了两年贬谪生活后被朝廷起用，升为庐陵知县。他以民为本，推行了多项德政，特别是冒着被罢官处分的风险蠲免了困扰境内百姓的苛捐杂税，深得民众拥护。同时，他敦励风俗，推行孝道，以儒家道德人文精神教化民众，使民风归于淳厚。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对朝廷。当时，阳明正奉命到福建途中，仓促闻变，立即回军吉安，调兵“勤王”。在王阳明的精心调度与策划下，竟能“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宁王）十万之众”，这在军事史上创下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也成就了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文武双全的历史声名。

从正德十二年到十六年，王阳明大多时间在江西赣州和南昌。这段时期，他经历了自贬谪龙场以来人生最艰难险恶的时期，但种种苦难的磨砺，使王阳明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促使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命题，从而完成了阳明学的哲学建构。正如阳明自己总结的：“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阳明良知之教的成型，不仅使其精神境界升华到新的高度，更使他在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气定神闲、宠辱不惊，自立于不败之地。

嘉靖六年五月，广西田州土司叛乱，数剿无效，朝廷遂命王阳明进剿“乱贼”。王阳明率师抵达广西以后，对恩恩、田州地区瑶族土司的武装反叛采取了安抚为主、罢兵息战的政策。不到半年，即促使其首领卢苏、王受率数万之众竭诚投降，使得迁延数年、屡剿无效的思田之乱宣告平息。

广西平乱的战事，前后经历一年多。这一年多来，王阳明以衰病之躯，奔走于炎热潮湿、瘴疠遍布的崇山峻岭，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嘉靖七年十月初十日，王阳明向朝廷上了平生最后一道奏疏，说明自己“炎毒益甚、遍身肿毒，喘嗽呕吐”的严重病况，请求朝廷允许他回乡养病，其词悲切。眼见病情日重，他已等不及朝廷的批复了，于是班师北归。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南安府（今大余县），二十八日晚，舟停青龙铺水面。二十九日上午，他已处于弥留之际，其弟子周积请问有何遗言，阳明只留下了“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八个字，瞑目而逝。享年五十七岁。

（摘编自吴光《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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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材料一：8848.86米——珠穆朗玛峰最新测定的高程。12月8日，中国和尼泊尔互致信函，共同宣布了这一数字。珠峰是中尼两国的界峰，此次宣布的8848.86米，是“基于全球高程基准的珠穆朗玛峰雪面高程”。这是中尼两国团队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开展扎实工作最终确定的。几十年来，中尼不仅实现登山队员联合登顶，还在珠峰环保等方面开展合作，两国友谊在珠峰见证下结出累累硕果。2020年5月27日，中国人又一次登上地球之巅的消息传来，让世界刮目相看。这次珠峰登顶和高程测量，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始终无人能够攻克。1960年5月25日，组建仅有5年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从北坡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那次攀登，是在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和严峻外部环境的形势下，一次担负特殊使命的国家任务。“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有力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摘编自新华社2020年12月9日《中尼元首共同宣布珠峰“身高”有何深意？》）

材料二：人类对珠峰高度的第一次科学测量是1852年，由英国人和印度人共同完成。1958-1960年，我国测量工作者在绒布寺河谷开阔地段丈量基线，使用水银气压计测定基线端高程，并开展天文测量，获得珠峰高度为8882米。1975年，我国首次将3米觇标竖立在珠峰山顶，提高了测量的瞄准精度，这是人类首次对珠峰的精密测量，获得珠峰海拔高程8848.13米。之后，我国对珠峰高程又进行了四次测定。2020年4月30日，中国宣布启动2020珠峰高程测量。5月27日，中国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提供更高精度的测量结果，不仅可以结束国际上珠峰高程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青藏高原由于受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互碰撞而一直处在隆升状态，垂直形变约5.3毫米／年。定期对珠峰开展观测，将不同期次的高程数据进行差分处理，是分析该地区地壳垂直形变及形变速度、开展地球动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距离2005年最近一次测量已经过去15年。15年来珠峰地区构造运动活跃，尤其是2005年12月26日苏门答腊9.3级地震和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8.1级地震，都对青藏高原及珠峰地区地壳运动产生重大影响。重新测定有助于了解掌握该地区地壳构造、运动规律。全球气候变化也对珠峰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该地区开展高精度测量，既可为青藏高原尤其是珠峰地区冰川、地质、水文等研究提供定量依据，也可为全球环境变化分析提供科学支持。

（摘编自柳建乔《珠峰测量工作综述》）

材料三：珠峰高程的确定需要外业进行登山测量并完成珠峰区域数字的传输和内业的测量数据处理等多方面合作。珠峰测高，测算出来的结果，有测也有算。数据处理中心的主要任务，就是算。此次的珠峰水准测量，从日喀则国家一等水准点向珠峰脚下布测了数条水准线路，并且首次将国家高程基准传递至中国与尼泊尔边界。而且在本次测量过程中，人类首次实现了实测珠峰峰顶重力值，还采航空重力测量，连片测量了人类无法涉足区域的重力值。正因如此，这次数据处理中心收集了珠峰及邻近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最新地形数据，总量达1.44亿条之多，远远超过2005年。本次测量，将我国自主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次应用于珠峰峰顶大地高的计算，获取了更长观测时间、更多卫星观测数量的观测数据北斗与GPS数据融合，获取了峰顶雪面精度±0.9cm大地高成果，与2005年成果相比，精度提高了2.1cm，而且，本次珠峰测量过程中，还首次将5G和北斗结合。

（摘编自2020年12月8日澎湃新闻《探秘珠峰测算背后的数据基地》）

材料一：

中华读书报：20世纪70年代您就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使您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底色？

梁衡：诗歌是时代的号角。我写诗也是受到时代的影响，1975年我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写大寨的诗歌。我小时候受古典诗文的熏陶，被父亲逼着背《千家诗》。大学赶上激情澎湃的时代，《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等，我都背过。诗歌对我的创作的影响，一是陶冶情感，二是锤炼语言。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激情。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时期举办第一次“全国好新闻奖”，您的人物通讯《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4日）就得了奖。新闻和文学，您是如何转化自如的？

梁衡：首先是时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正好抓住了。英雄人物是时代的主角，记者是时代的主笔，我写《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就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关口。但那篇通讯只有几千字。正好《青年文学》创刊号要出版，我以此为题材写了篇报告文学，发表后获得几个文学奖项，这是时代给予的。

中华读书报：20世纪90年代，即使您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创作也没有停止。《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等政治散文被誉为“红色经典”。创作这类作品，您是否愿意谈谈是如何把握的？有何特点？

梁衡：写政治散文和我的经历有关。自古作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家、思想家兼作家，比如范仲淹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是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思考；一种是专业作家，比如李白、司马相如。那时兼职作家多于专业作家。当然现在专业作家多了，倒过来了，多于政治作家。作为官员作家，我认为有责任从我理解的高度为下一代讲清楚历史。我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人物，但我走的一条特殊的路子，把伟人的思想人格提炼出来，用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把历史的面貌剥清楚，挖掘其轨迹和情感。文学是人学，当然也应该是伟人之学。

我的政治散文把握这样几点，一是直接抒写同时代的重大政治人物和事件，剖析理事，不避尊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六位总书记我写过三位，包括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等，其他重要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方志敏等也都写过。二是书写前代人物、事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审视，找到独特的切入点，关照现实。

中华读书报：对于散文创作，您的主张是什么？

梁衡：我的文学主张是“二为三境五诀”：“二为”指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散文唯美是对的，但文章只有美的技巧，作家就成了一个杂技演员。我主张文以载道，要有思想。“三境”是指文章要达到三个境界，一是客观的描述之美，“形境”；二是情感之美，创造一种精神氛围教人留恋体味，“情境”；三是哲理之美，说出一个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谓之“理境”，这三个境界一个比一个高。“五诀”是：形、事、情、理、典。指要达到三境的方法，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您谈的最多的是“时代”。您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总是连在一起的。无论为人还是为文，为什么您有这种大格局、大胸怀、大气魄？

梁衡：一是来自家庭熏陶。我父亲是个老教育工作者，解放后担任霍州县长。他读了很多书，我受他的思想影响。二是来自时代和大学教育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大家一起照相，他坐在前边的椅子上，后面的同学很清楚地看到他肩膀上的补丁。人大就是那样艰苦奋斗的氛围。当年我们学雷锋学焦裕禄，每到周末同学们找地方帮别人义务干活。时代造就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三是受马列主义、西方科学史和共产党的世界观的影响。

（摘编自舒晋洽《梁衡：从学术中拎出一条文学的彩线》）

材料二：

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元朔二年，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第二个主题，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

（摘编自踪凡《“赋圣”何以诞生》）

材料一

礼仪的出现、演化，本身是人与自然关系博弈、平衡的产物。当远古人们认识到应对宇宙天地心存敬畏时，便有了祭祀活动。由此而演化来的“礼”与“仪”正是人们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对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这一认识的行为体现和制度约束。

拱手礼在“礼”的层面，首先体现的是人类敬天的思想，即人类对赖以生存又可敬可畏的自然的臣服与膜拜。拱手礼最早的文化意义便是伸出双手，束手就缚，以自身为天地的祭品。进而将这正式而严谨的祭祀礼仪拓展、渗透到对同类的尊敬、礼让。因而拱手礼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便体现着人际关系信息，形成和巩固着社会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以及塑造着人们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形态。中国传统社会阶级之间从行拱手礼的不同规范就可反映出不同阶层的尊卑、亲疏。《周礼秋官·司仪》：“昭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所以别亲疏内外也。”《左传·隐公十一年》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正如李为香博士所论：“礼深含人类对宇宙天地的敬畏，对德性的追寻，对和谐的追求，对人本身的期望和宽容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审美情趣的重视和培养，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协调。”拱手礼亦然。追求拱手礼的精神核心，便是“敬天”“尊人”，是与自然相处时要放低姿态，谦恭敬天；与人交往时要尊重他人，礼遇他人。这种深入骨髓、发自内心的“敬天”“尊人”的思维才是拱手礼在其礼制背后所反映的核心价值。

在“仪”的层面，拱手礼有一整套行为规范和仪表原则。正如《拱手礼》歌词中所唱“右拳握如日，左掌弯如月”，行礼时，应双手合抱于胸前，右手在内，左手在外。这些仪式现象看似繁文缛节，却是“敬天”“尊人”这些精神内核的极好保障，通过这些程式化的仪式，强化了对天、对人的敬意，确立了对天，对人的秩序。若在国家层面上将这些规范固定下来，就有了典章制度，就成了礼制。礼制一旦确定，就为一定阶段社会运行提供法则，成为历代统治者为国治政之本，普通社会成员安身立命之道。《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在人际交往中和社会运行中执行这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的拱手礼仪式，使每个人按既定的身体仪式行事，既可“敬天”“尊人”，同时也是“自敬”“自尊”。人若“敬天”，天则“爱人”，人与自然平衡和谐。人若“尊人”，施之以拱手礼仪，对方也会还礼，这便是“敬人”的同时巩固和彰显了自身的身份地位。《礼运》：“夫礼，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社会成员若按照规范得当的礼仪相施，人们按照恰当得体的拱手礼相见，人人相敬，人人相亲，则国家的秩序自然就通畅井然了。

拱手礼的“仪”与“礼”，一表一里，共同传递着中国传统社会“敬天”“尊人”的思想，共同传承着中国传统社会经典的礼仪文化。

（摘编自张丽娟《中国传统拱手礼及其对现代礼仪体系构建的作用》）

材料二

握手礼不科学者有四，繁而不周者有三。易传染疾病；多握之后易疲劳；握后常不能及时洗手，给健康带来隐患；明知有传染病却因害怕失礼而不得不握：此四者为不科学。十数人须一一握手颇费时间，数十人不能遍握而于无意中造成亲疏之别，群众场合只能握其代表；此三者为繁而不周。有此四不科学三不周，握手礼作为相见礼应当废除。

拱手礼可以全面避免上述“七累”，此为显明之理，不再具论。其实，拱手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礼节。敬天祭地可以用拱手礼来表达敬意，逢年过节、祝贺庆典、相逢离别都可以用拱手礼来表达情意。《礼记·曲礼上》：“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而握手礼是近代的舶来品，既然存在诸多弊端，不如重行拱手礼。

拱手礼的好处至少有五条。其一，避免了上举“七累”，已是于我民族功莫大焉。其二，当前疫情严重，需要全面防治，不但需要有医疗保障，有诸多净化环境的科学措施，还要有改礼惠民的人文措施。废“握”改“拱”，不费一钱一物，可谓“一举手之劳”，而风气所开，顿可“防患于未然”。其三，今后若有甲肝、乙肝或其他接触传染的病毒、细菌，至少不会因每日几十亿人次的相互握手而辗转传播，害我人民。其四，拱手礼作为传统礼节，有很高的文化认同度与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五，拱手礼颇有特点，潇洒自如，仪态端庄而礼意浓切，颇具中华文化的魅力，若能成为“国礼”，则为又一朵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礼花”。

（摘编自项纯文《倡导以拱手礼代替握手礼》）

材料三

从握手礼进入中国成为流行的相见礼仪，已经上百年的时间。但在这百年之间，人们对握手礼的思考和争议没有中断过。另一方面，百年间中国的国力却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巨变，中国人正在走向富裕，中国人的文明素养不断得到整体性的提升，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广大中国人的整体性共识。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正在由“输入型现代化转换为辐射型现代化”，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去，旅游、学习、工作……中国的国家形象、民族形象也需要来一个全新的重塑和传播，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的历史，也需要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得到更为深广的认知。在此语境下，从文化意义来说，将相见礼仪予以革新，以拱手礼逐渐取代握手礼，则正逢其时。变革的窗口已经再一次出现，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有的生活、工作节奏，可以预见，疫情将无差别地改变各国人们的固有思维、行为习惯。

推行拱手礼，以拱手礼代替握手礼，根本的分歧不在于其是否要原封不动地照搬传统的形式，而在于如何以当代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传统的形式，让它既有传承的印记，又更加契合时代气质，为大众所接受，为丰富、提升当下的生活品质而服务。

（摘编自张承良《握手礼还是拱手礼——疫情背景下相见礼节变革的文化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