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西洋团体格局），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是一般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选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差序格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制度为手段存在下来的。在任何社会，血缘关系都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任何社会的血缘关系都被强加有同样的义务。中国人的血缘关系深受儒家孝悌思想的影响，每个人都被儒家思想在血缘关系的网络中安排了具体的道德义务，而家族制度进一步在组织和制度上强化了这种义务。西方的宗教信仰和国家观念则大大削弱了血缘关系中的这些义务。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关系的义务与西方社会血缘关系的义务有所不同，这就是费老讲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而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的理由。

但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家族的力量已基本上消失了，特别是以族规家法为代表的宗族制度早已不再存在。而儒家“孝悌”思想在现代传媒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也不大有道德约束力。这种情况下，构成附着在传统中国血缘关系上的道德义务越来越弱，以至于与西方社会相差不多了。这时候，我们不应再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的。

与“差序格局”解体相一致的是农民人际联系的日渐广泛，姻亲关系的重要性在许多农村已远远超过宗亲，朋友同学关系越来越多，类似的人生经历、共同的业余爱好、一致的经济利益、相近的年龄等等，都正在构成农村人际关系的主流。以前农村人情往来大都是宗亲与姻亲，现在人情中朋友的比重则越来越大。农民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朋友圈子的一部分，而不再只是宗族圈子的一员。朋友圈子是团体格局的，如徐勇所说“圈子内的人具有一定的平等和互利性”。

重要的是，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人们自己选择关系，这种选择的关系，依他们的理性算计。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则为农民提供了进行理性算计地交往朋友的理由。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了。

当前农村普遍的人口流动和农民的贫困化进一步强化了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的趋势。人口流动使农民可以摆脱村庄舆论对自己的压力，从而更容易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交往空间。贫困化则使他们将较少的资源更多地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带来经济回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人际关系之中。

人际关系理性化在农村形成了一个一个较宗族小得多的圈子，尤其是朋友圈子和亲戚圈子。当农村的经济环境较为恶劣、农民占有的经济资源较少时，这些圈子可能会缺乏经济滋润而变得更小。而农村传统文化的解体，使农民越来越看重实际的有时是即时的好处，越来越忽视交往中的感情，这个时候，理性算计的农民终于会因为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足够的人际联系，而在出现突发性生产生活事件时，没有应对能力。

（选摘自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人际关系理性化》）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有改动)

相关链接

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谢冕《云游》)

①中华经典诗词内容广泛、意象精美、韵律和谐、意境深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审美情趣与伦理观念，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千百年来，人们援引诗词鼓舞士气、提振信心、点亮生活、诗化人生。今天，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中华经典诗词可为人们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力量。

②必胜的信念和信心，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重要前提。长期以来，中华经典诗词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毛泽东同志写长征，开篇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唐朝李白《行路难》说得好：“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骆宾王在《西京守岁》中写道：“忽见严冬尽，方知列宿春。夜将寒色去，年共晓光新。”在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从未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拥有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面对疫情，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念；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暂时困难，我们也要有必胜的信念。

③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病情防控这场硬仗的精神动力。从中华经典诗词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比如写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写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看似柔弱的小草、竹子竟也刚毅坚卓、傲然不屈。像“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样的诗句，体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越是艰苦卓绝，越是挺身向前，不战胜敌人决不罢休。当前，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此时，更加需要强化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有了战斗到底的顽强意志，我们就能坚持不懈、赢得最终胜利。

④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手足情怀，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情感依托。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经过艰苦努力，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取得积极成效。从医务工作者到居家老少，人人都是战士；从定点医院到社区街道，处处都是阵地。“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这些诗词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也写出了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牵挂与不舍。这些诗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共情，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⑤积极的精神、乐观的心态、从容的气度，是我们能够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心理基石。疫情病痛固然可怕，但恐惧绝望却要不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恐慌焦虑于事无补，从容淡定方能进退有据。滋养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经典诗词告诉我们：困难是暂时的，胜利是必然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挫折是暂时的，前进是永恒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越是急难险重之时，越是要努力保持“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的恬淡心境。我们不仅要战胜病毒，更要成为身心健康的胜利者。只有这样，才能在“回首向来萧瑟处”时，感受到“山头斜照却相迎”的欣喜；才能无比欣慰地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摘编自康震《从经典诗词中汲取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

①随着淡水供应已达到极限，五大洲50多个国家或许很快就将因争夺水资源而发生冲突，除非他们就如何分享流经国际边界的河流迅速达成协议。

②目前全球各地都在谈论夺水战争。2001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对淡水的激烈争夺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冲突和战争的根源。”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认为，在未来15年内，“随着各国可利用的水达到极限”，国际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将增加。

③一些人认为这些警告是杞人忧天，而历史似乎站在他们一边。惟一记录在案的夺水战争于4500年前发生在两河流域，即我们如今所知的伊拉克南部地区的两个城邦拉可什和乌玛之间。相反，从1805年至1984年，各国签署了3600个与水有关的条约，其中许多条约在处理这种至关重要的资源方面显示出极大的创造性。对过去50年间1831个与水有关的国际事件的分析表明，这些事件的2／3具有合作性质。例如，一些国家商定进行科技合作，并签署了157个用水条约。

④然而，另一些人认为，就淡水而言，过去将不是未来的可靠指南。淡水作为一种可再生但并非无穷的资源，正在变得日益稀缺。即使世界可利用淡水总量几乎与4500年前一样多，但全球需求也已稳定地增加，仅仅从1950年以来，随着世界人口从25亿增至60亿，人均可再生淡水供应量已下降了58％。此外，与石油以及其他大多数战略资源不同，淡水的大多数用途是无可替代的。淡水对种植粮食作物、制造商品和保护人的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虽然历史表明，与水有关的合作是一种规范，但并非规律。在过去50年里，1／4与水有关的事件是敌对的。尽管这些敌对事情的绝大多数只涉及口头对抗，但对立国家在37次记录在案的事件中不仅仅彼此辱骂，而且开了枪，或者采取了其他形式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