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知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句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趣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这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村前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将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七律·长征》），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毛泽东一生嗜书不倦，尤其爱读历史书籍。毛泽东读史书，总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中心，过历史进行见解独到的品评。他评价历史人物，不因袭旧说，而是独具慧眼，抓住历史人物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毛泽东诗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多年，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将相，毛泽东每有所感，就有评说。这些评点，虽只区区三言两语，却折射了他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是非观。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材料一：

画家对诗的理解，以及画家的想象力，对绘画作品的高下来说至关重要。邓椿《画继》所载北宋徽宗朝画院考试的情况，曾有关于诗意画的一段趣闻：

复立博士，考其艺能……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

同样一句诗，各人所画不同，可见诗句能够提供给画家的想象空间是相当大的，画家的想象落实到画上，主要是对细节的描绘。至于其高下则取决于对诗和画这两种文艺形式特点的把握，以及相互转换的技巧。诗借助富有节奏感的语言来描写景物、抒发感情、叙事议论，以唤起受者的共鸣，是将物象提炼为意象，以形成意境，这个过程可以表示为：物象—意象—意境。而这一切都是诉诸想象的，但受者的想象跟作者的想象未必相同，同一首诗在不同受者的心中唤起的想象也有差异。这就是说，诗的想象是游移的，诗歌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至于受者如何想象，则因人而异。实际上，受者在接受的过程中也参与了创作，可谓是艺术的再创造。诗里的“孤舟”这个意象，在受者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究竟是什么模样，是舴艋舟呢，还是乌篷船呢，只能凭受者的生活经验加以具体化。诗中的“古寺”，究竟是类似灵隐寺呢，还是类似岳麓寺呢，也只能凭受者自己想象了。绘画则直接诉诸受者的视觉，它必须将诗中的意象固定为可以看到的一种具体事物，而排斥其他的想象空间。从诗到画的转换，本有多种选择，画家可以驰骋想象，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而画作一旦完成后，就只有一种形象呈现在观者面前了。也就是将想象的多种可能固化在一种实实在在的画面上，从诗到画的过程可以表示为：意境—意象—物象。

再回过头来讨论那段趣事。“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出自寇准的《春日登楼怀归》，原是出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关于寇准这两句诗，宋王十朋《梅溪后集》记载：“盖公雅存济世之心，与舟横野渡之意合。……公为是邑时，年方逾冠，有爱在民，世呼为寇巴东。其后致身宰相，践其所言。然性素刚直，不与物浮沉，晚节为奸邪所挤，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意谓“舟横野渡”流露出寇准弱冠未遇时之心态，并预示了日后之拜相与功业。济河与济世，其间有一点微妙的联想。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本有我行我素、不随波逐流之意。寇准化用这两句诗，同样也流露出自己性情之刚直，所以日后受谄罢相，流落南荒而死。这些言外的隐藏的含义，也许连作者本人也未曾明确地意识到，我们通过细读才能体会，夺魁的画士恐未必知晓，即使知晓也画不出来，而这正是诗意画的限度。

诗歌作品为诗意画开启了灵感之门，也筑起了限制想象的围墙。画家既要跨入诗人开启的门，进入诗意的境界，又不能为诗的内容所囿，更不能甘心于图解，图解很难成为高超的艺术。

绘画欲表现诗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其实是很难的。画景物比较容易，要画诗人内心的波澜就很难，尤其是那些言外之意就更难表现了。画家只好摘句为画，抓住有直观性的一句或几句来画。在诗的各种体裁中，绝句是比较容易画的。长篇歌行，只能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在诗的各种题材中，山水诗是比较容易画的，而那些带有说理性的诗就很难画了。似乎可以说诗意画乃是诗的简化，可以产生定格聚焦的趣味，而难以给人读诗时所产生的回肠荡气的感动、回味无穷的美感、丰富的联想和人生的启发。

（摘编自袁行霈《诗意画的空间及其限度》）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很多士大夫的眼中，诗与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载体，但都是表现情感的艺术。优秀的诗歌通过对文字符号的加工，表现作者内心深处的旨趣；同样，画纸上描绘的山川景色人物，也能传达出无可言表的弦外之音。因此诗与画相互交融，互相汲取营养，使诗境愈来愈像画境，画意亦愈来愈具诗意。宋人“诗画同一律”的概念，深受王维以来南宗画风的影响，而这一学说的流行，是与我国特有的文化土壤息息相关的，古典诗歌注重抒情的传统，抒情诗中对韵味的追求，文人和画家身份的重合（如王维、苏轼），都极大地推动了它的演进。

不过，诗与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德国莱辛在《拉奥孔》中就反对“诗画同律”的说法，在他看来，诗与画各有所长：诗歌中的语言文字以能描述出事物的时间性为长，而绘画的颜色线条则更能捕捉景象的空间性。在中国，“诗画一律说”也并非一统天下；片面追求诗画一律，也造成了不小的弊端。后来的文人画片面追求神似反对形似，影响了中国画的总体风貌：文人画家造型和模写物象的能力都受到限制，写实作品偏少；题材上也限于惯例的“诗意”趣味，缺乏广阔的视野。

钱锺书先生认为诗较画更胜一筹：“文字艺术不但能制造颜色的假矛盾，还能调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创辟新奇的景象”“诗歌里渲染的颜色、烘托的光暗可能使画家感到彩色的破产，诗歌里勾勒的轮廓、刻画的形状可能使造型艺术家感到凿刀和画笔力竭技穷”“写一个颜色而虚实交映，有时还进一步制造两个颜色矛盾错综的幻象，这似乎是文字艺术的独家本领，造型艺术办不到”。

（摘编自赵静文《诗与画的相互渗透》）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节选自《乡土中国》，有删减）

材料二：

乡土情结作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状态，主要由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演化而来，其基本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归隐山林的乡土情结。归隐山林源于志士或诗人对世俗社会人情世故的厌恶，更是对乡土自然的内心向往。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而甘享乡居的宁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最形象的注解。

其二，思念故乡的乡土情结。“露从今年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思亲本身就是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正是这种乡土情结的存在，即使“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乡音始终未改。对于故土，国人始终是难以割舍的。

其三，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史记•项羽本纪》中写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项羽为何自刎乌江？这句诗中可窥其因。衣锦还乡的乡土情结是人的欲望和价值扩大化的一种体现。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事业的成功只有得到乡人的认可才是最大的荣耀。

（选自高申贵《关于中国人乡土情结的文化思考》）

材料三：

乡土作为人类诞生的摇篮，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当人类成群结队地拥向文明发达的城市之后，人们的情感与乡土仍然有着不能阻断的精神联系，乡土成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是滋补作家的肥沃土壤。马克·吐温对家乡密西西比河的乡村生活的描摹，福克纳对美国南方风情画般的描绘，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广阔草原、森林和乡村生活的由衷赞美，都已证明乡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从乡土小说的奠基者——鲁迅、茅盾、沈从文、废名，到后来的汪曾祺、孙犁、莫言等，他们始终痴情地关注着那片充满苦难与温情的乡土。

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是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这是相对于其他生活领域（如城市、军营、知识界等）而言的。这些“乡土作家”特别地关心乡间外观上和一般生活形式上区别于其他生活领域的特色，他们努力追求自己笔下乡间的独特性，并一律带有较为浓重的“乡恋”色彩。与此不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一个中国古老、充满苦难的乡村，它不是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乡村，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被时间滤去了历史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特征，其生活呈现为最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他努力书写高密东北乡人的贫苦，写出他们的艰难抗争，写出他们虽贫困却有着不屈的精神、美好的道德与淳朴善良的人性，表现了作家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去整合现实、祈求故土复兴的美好愿望，成就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节选自黄志刚《莫言小说乡土情结探源》，有删改）

文学在社会中承担何种职能？它的功能和意义如何？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恰恰意味着文学的功能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将广义的文学缩小到叙事文学的范围内来专门加以观察。

小说在西方18、19世纪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仅仅是个文学史特例，它并非历来如此。事实上，从《荷马史诗》一直到18世纪初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或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与音乐和绘画一样，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蛰伏于宗教和权贵的巨大阴影之下。

同时，文学的社会性内容也受到一定的压抑，对世俗生活的记录或对个人经验的描述尚未成为文学的重要使命。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索福克勒斯，他们作品中个人经验的呈现和表述都是在神话的结构下展开的，同时与集体和社会的经验难以区分。悲剧的发生总是与不可知的命运、必然性以及上帝的存在纠缠在一起。在中世纪，薄伽丘和乔叟的写作表明悲剧中的上帝形象开始向世俗显贵人物转移。按照雷蒙·威廉斯的描述，悲剧的重点已经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与苦难”转向世俗社会的“成功与失败”，而“命运越来越多地指涉世俗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对上帝的信仰仍然主宰着悲剧的最终和解。而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文学对于世俗经验的描述的比重进一步加强，悲剧发生的动力从命运的逻辑和上帝的意志变成了个人选择性的行动，特别是这种行动在道德上的过失和瑕疵。

从文学的功能方面来看，它与宗教一样，都是超越现实的伟大的激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局限性，使人们在欲望受到挫折时，在遭遇生活中的巨大不幸或失败时，希望能从文学中找到解释和安慰，因此文学中就有了超越现实的创作。只不过，这种超越往往是象征性的，是作为一种代偿的机制而出现的，不可能获得理性的证明。和宗教活动一样，超越的途径是一种想象性的和解与欲望的满足，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在西方悲剧常见的形式中，威胁的解除和欲望的满足都由于最后上帝的出现或暴力政权的更迭而获得解决。

在阿拉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代偿性安慰机制的重要性。在假托谢赫拉扎德讲述的故事中，不管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如何充满凶险，曾经出现过怎样的挫折、失败和幻灭，到最后，绝大部分结尾总是以和解结束。在中国古代的叙事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夸父逐日的结果显然是悲剧性的，但夸父被烧死之前所投出的手杖却变成了一个森林，因此这种失败未尝不可以被描述为一次胜利。

问世于17世纪的《聊斋志异》为我们考察这种超越机制提供了一个范本。为什么《聊斋志异》会出现在中国的北方，而非江南，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陈寅恪的解释是：《聊斋志异》的出现是社会环境压抑的结果，从而假托于狐女灵怪，对自身的经验和欲望进行宣泄、超越。而在晚明时期的江浙地区，由于地方丝织品经济所造成的社会繁荣，特别是当时社会名流生活风习的政治性空间已有了相当自由度，文人雅士已经可以在世俗社会中与那些“狐女”（比如柳如是等人）自由往来，不必像蒲松龄那样假托于梦幻了。

18世纪末，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开始在欧洲诞生，由于宗教的衰弱和资产阶级的日益强大，为了化解日益粗鄙化、程序化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危机，文学开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其功能在两个方面被加以强调：作为一种宗教替代品的价值系统，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安慰剂和黏合剂。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启蒙运动的深入，文学从一种神秘的经验开始转变为一个“科学化”的、可以被我们充分认知的知识领域。

发轫于18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变革，与其说是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发现，还不如说是对文学的强行“征用”。而中国近现代小说革命和文学革命则毫无疑问受到这一变革的影响，尽管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具体进程和后果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文学作用的过分强调。小说这样一个形式，从“街谈巷议”的微末小技，一跃而成为关乎民族、国家存亡的关键。

（摘编自格非《文学的邀约》）

中国人以“山水”作为自然的指代，不只是一种思维的抽象，更是对于自然的诗性感知与发现。

从上古至秦汉，山水或是作为神仙居所，或是作为祭拜对象，或是作为通向“道”的媒介而存在，那一时期的山水图像只是一些零散的山石、树木。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文人官宦在道、释、玄的思想驱动下，萌发了一股强烈的重返自然的激情与热望，原本作为“自在之物”的山水因此成为一个新被发现的审美对象，成为一种凝结着生理舒适感与视觉悦目感的现实而具精神性的空间。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中从此生长出山水之乐。山水也逐渐从宗教画和故事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成为绘画主体；作为自然情愫图像表达的山水画，以山川景色为载体实现着人们皈依自然的情感诉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在洛神与曹植的身影背后描绘着树石流水、河岸远山，它们为这一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铺设了“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的自然空间。

美的目光同样诱导着唐代的自然情愫。唐人富有诗人气质，他们用浓酒般的热情拥抱山水，也用唐诗般的浓情把丘壑林泉之美渲染得淋漓尽致；他们敏感而多情，纵情于现实山水。青绿山水技法语言的成熟也为将这般美景描绘得绚丽多彩提供可能。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即是用江天一色、波光万重、轻舟荡漾、巉岩幽岭、松竹掩映、桃红椿绿、水榭朱栏等，烘托出日丽风清的江岸美景；而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所表现的本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皇出逃、避难入蜀的窘迫经历，但却也一定要把那蜀地山水画得群峰竞秀、山花争妍。

晋唐以来观看山水的美的目光，在五代时期被注入探究自然的理性意识，及至北宋形成尚理的自然情愫。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家用现实而具体的地理样貌来表现“图真”的山水。荆浩、关仝等所代表的北派山水以石质坚凝、重岩叠嶂的北方山水为原型，描绘崇山峻岭、千岩万壑的壮美气象。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派山水，以峰峦平缓、草木繁茂的江南景色为原型，表现轻岚淡烟、平淡天真的山水意境。无论北派、南派山水画家，都借对自然的逼真描绘，来表现他们对自然带有敬意的理性思考。

元代画家在对自然的凝思中获得内在心性的独特体验，自然情愫的表达也便成为文人逸气的抒发。这种笔墨的独立性在明清山水画家手下被进一步强化，自然山水的许多生动细节就被忽略，山水图式中的笔墨就仿佛一种对于自然的情感诉说。中国山水的图像表达也就从晋唐时期的自然写实嬗变为一种自然象征，山水画所表现的自然情愫也就从晋唐时期的美的发现嬗变为一种自娱与遣怀。

然而，虽历经嬗变，“天人合一”的文化感知方式却一直贯穿在中国山水画家的自然观照之中，他们视自然为知己，不仅身即山川，而且精神与之往还，他们永远“在”自然。

(摘编自牛克诚《山水画：中国人自然情愫的图像表达》，有删改)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中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似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热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摘编自费老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后乡土中国”是基于乡土中国理论和中国乡村转型与发展经验而提炼的一个理想型概念,并不是说乡土的完全终结,而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转型。

有学者用“新乡土中国”来描绘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我用“后”字，主要是因为“新乡土中国”并没有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加以发展,尤其是把乡土本色与新乡土相提并论,存在着逻辑悖论，将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经验概括为“新”的，难免有价值倾向和政治性意义。

“后乡土中国”是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和维续，使得乡村社会保留着部分“乡土性”特征,而没有彻底转型为城镇化的社会。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在城镇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分化,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角度看，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如今的乡村为越来越多的公共力量和公共活动提供了空间，乡村已不只是村民自己活动的空间了。

“后乡土中国”是乡土中国变迁和转型后的一种状态,两者处于历史发展的因果链上,而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社会类型。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