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与独创的结晶。先民们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一岁中时令、气候、物候的变化，总结变化规律，有序组织农事生产，合理安排日常生活。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已经先后确定“二至”（日影最长的冬至、日影最短的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初步形成四季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细化出“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确定了二十四节气主干“四时八节”。

我国当前通用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其中阳历（也叫太阳历）依据的是太阳运行规律，能够直观反映四季变化；阴历（也叫太阴历）则是根据月相的变化周期制定，反映的是月亮的阴晴圆缺。阳历与阴历配合使用就是阴阳合历。二十四节气便是阳历算法，反映的是四季变化。二十四节气的命名与排序大有学问：一方面，节气命名反映季节、气温、降水甚至物候等变化，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行动指南。比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反映四季的不同阶段：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反映气温之变；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反映降水量的多少；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则反映动植物等随节候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节气命名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的辩证思想，是中国哲学的生动实践。比如，“二至”中的“至”意为极，反映的是太阳直射点运行至回归线，正午太阳高度和白昼时间达到极值开始转折的自然现象，实质上正是物极必反辩证思想的体现；而“二分”是昼夜平分线，之后昼短夜长变为昼长夜短，或昼长夜短变为昼短夜长，反映的是阴阳交替。

在我国北方很多地方，至今流传着“冬至到，吃水饺”“不吃饺子冻耳朵”的说法；春分日，不少人沿袭“春分到，蛋儿俏”的习俗，挑战“竖鸡蛋”的游戏；清明节，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传承至今的两大礼俗主题。节气与节日、民俗等共存，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冬至等节气已经有了节日的内涵，承载着不同地域的习俗信仰、饮食风尚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苗族赶秋、壮族霜降节等已经成为重要节日。节气与节日的碰撞，不仅丰富了节气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二十四节气的传播传承、深入人心。

（摘编自刘宁《每个节气日都是一堂自然和文化课》有删改）

材料二：

与二十四节气关系最紧密的，首推天文学。古代中国人很重视对天文气象的观测，在对天观测中自然就有了对气象的观测。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存在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遗存的古观象台。其夯土柱是用来构建观测缝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观日出、定节气，可能还有观测其他天体现象的功能。这说明，先民利用两根土柱之间的缝隙观察太阳变化，从而推测季节变化和节气。这在当时属于“高科技”内容，因为这样的观测需要考虑周围环境、空气能见度、经年累月的位置变化、节气记录可靠性与对比等，这需要天文、气象、地理、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将反过来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节气本质上反映一种客观规律，《淮南子》中出现了中国最全、最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和名称，记载了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候变化。二十四节气产生以后，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知识体系，在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多方面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节气对农业的影响更大，比如，对冬至时刻的细致推算，有利于安排来年的农业生产，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的冬至具体时刻有所差异。例如，南宋朝廷南迁后，冬至的日影长度就与中原地区有区别。南宋《数书九章》中也有天文历法方面的问题，涉及二十四节气的推算，比如“欲求中间嘉泰甲子岁气骨、岁余、斗分各得几何？”其中的“气骨”就是指冬至时刻。

（摘编自陈正洪《二十四节气中的科技与文化遗产》有删改）

材料三：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惊艳了网友。当经典诗文遇到传统历法，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扔下农具，即是诗行”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倾泻而出。的确，无论是极具诗意的节气名字本身，还是名字背后所代表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农业活动，抑或由此衍生出的诗意吟诵，“二十四节气”毫无疑问是理解古人与土地的深厚感情，以及中华文明博大、浪漫的绝佳载体。难怪有网友表示，“开幕式从第一秒钟起，就有中国文化的定义。”

当下，多数人或许已经离农耕很远，但“二十四节气”却如润物无声的春雨，仍然浸润着百姓的生活，也滋养着我们的精神。比如饮食，如今餐桌上常见的春卷，其实就跟古人在“立春”这一天咬春的习俗相关。透过诗人们的生花妙笔，“二十四节气”早已成为吟诵千载的经典，无论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还是“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这些朗朗上口的诗句中，包含着生活、环境、气候、节令，虽然隔着历史的长河，我们却能感受到同样的浪漫与风雅，获得不一样的感动与启发。

跟随节气生活，在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中，体验中华民族独有的乐趣与美好，或可让寻常生活更加有趣，让有限的生命历程体验更加丰盈。

（摘编自成博《透过二十四节气看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有删改）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陆地上的船长

谢志强

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他便站在晒谷场上，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一挥，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喊：起锚，出航！

爹叹了一口气说，疯子的船又出海了。

我好奇地望着他。我没见过海，没见过航船。他迎着照进山坳里的阳光，穿着整齐的制服，很威武，很气派。阳光勾勒出他的剪影。

晒谷场周围是一块块水田，绿茵茵地连向山岭。接着，他开始踱步。我观察了好些天，他从晒谷场的东头慢慢地走向西头，沉思的样子。

我发现，他绝不多走一步，接近晒谷场的边缘，他又折回身，继续走。他的皮肤黝黑，不是山民那种黑。是海风吹出的黑，爹告诉我。我想象大海无遮无拦的阳光。

他走得那么准确。爹说他那条船跟晒谷场差不多大。那么大一条船，我想，一个移动的晒谷场，周围的绿田不是像平静的海水吗？

爹说，别去打扰他，可怜的船长。一个失去了船的船长。我对他生出敬意，他的身材魁伟，把那一身制服撑得板板直直，好像挂在衣架上边那样。

太阳在不知不觉升起，有一竿子高了，他仍重复着踱步——那是他在甲板上散步。我希望他脚下的晒谷场能够航行。他踱步的时候，晒谷场仿佛在飘移。他的制服衣襟在山风里猎猎抖动。

可是，天阴下来了，不知哪里钻出来了乌云，发酵似的膨胀，遮住了太阳。他停下脚步，四处张望，甚至，双手圈成两个圆，罩在眼眉前。爹说那是他的望远镜。

村里的几个小伙伴都来了，他们想嚷嚷——

爹示意我们——不要出声，其实，我真想赶过去，登上他的船。

他举起双臂，说，全体注意，风暴来啦，各就各位，保持航速！

我们乐了。他焦虑不安地跑起来，跑到船头——晒谷场的东首，他用脚踢踢摊在地上的稻谷，说，赶快采取措施，海水漫进舱里了。

他开始寻找什么，大概是桶之类的东西，舀海水。他忙乎着踢稻谷，金色的稻谷飞起，我娘撩起围裙揉在手里，对我爹说，你去劝劝他，这样糟蹋粮食。

他喊：快，水泵，都躲起来干嘛！他四顾着，像是寻找想象中的船员。我们沉不住气了，真想赶过去帮他一把。

他冲着我们喊：胆小鬼，你们丢下船逃走呀！你们过来！我命令你们过来。大海可饶不了你们！

我瞧了一眼爹。爹低声说：别过去，他疯病发了，发过一阵就会好转呢。

我真想过去支援他，他需要帮手。我见他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在晒谷场上疯狂地奔跑，我真不忍他那么孤独，可能我们过去，能够安慰他——他是我们家族中唯一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了，我曾替我这个二叔自豪，可是，他回来的时候，人家指着脑袋说他受了刺激。

他终于停下来，哭腔哭调地说：沉了，沉了，我们的航船，沉了，你们都逃吧，鲨鱼不会放过你们。

据爹说，他那条船，在一场海上风暴里航行了一天一夜，最后，接近了一个无名小岛，触了礁。

太阳钻出乌云。他的声音低下来，说，沉了，沉了。似乎在念咒语。我看着环绕着小山村的山岭，好似晒谷场在下沉、下沉。

他走出晒谷场，朝我们走来——登上小岛。他的神色又恢复了正常，像经历了一场海上风暴，现在，他的表情呆滞、淡漠。他根本没看我们一眼，似乎我们不存在，他穿过我们中间，径直地走进他的屋子。

我们踏上了他的航船——晒谷场，整平了踢乱的稻谷。我学着他的样子，在场上走，想体验当船长的感受。还是我出生以来看惯了的小山村——晒谷场，可是，刚才（每天他都要演绎一场出航的仪式，只是今天意外，出现了阴天）那场“沉船”的风暴就发生在这儿。大海无情，我想着遥远的大海，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见识大海！

（有删改）

3 .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下面小题。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①

陆游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毛瘴^②。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③。

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注]①南宋绍兴年间，主和派当政，陆游被调福建宁德任主簿，与好友县尉朱景参同游闽江边的北岭时，作此词。②黄毛瘴：南方八九月间茅草枯黄时节所发的瘴气。③凌烟像：唐太宗曾建凌烟阁，绘开国功臣肖像于阁中，以纪念褒扬。

5 .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贞观初，太宗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瘴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

（节选自《贞观政要·论文史》）

材料一：

近期，某国际大牌推出了一款黑色中长半身裙，售价高达29000元人民币，但有网友发现，这款裙子神似中国的马面裙。该品牌强调其采用了“标志性的廓形，是一款全新的优雅时尚的单品”，却只字未提“马面裙”。尽管国内质疑该品牌文化抄袭的声音四起，但品牌官方至今没有表态，只是在中国市场内默默下架了这款新品，国外的网站上这款裙子在继续售卖。有媒体认为，这波操作难以被界定为抄袭，只能冠以“文化挪用”。

在这一事件中，不少人被科普了马面裙的概念：马面裙，前后里外共有四个裙门，两两重合，侧面打裥，裙腰多用白色布，取白头偕老之意，以绳或纽固结。马面裙的风格由明代的清新淡雅到清代的华丽富贵，再到民国的秀丽质朴，其结构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此前，也有不少国际大牌借鉴中国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在巴黎、米兰、伦敦的时尚舞台上，1981年戴安娜曾经穿过红色的马面裙，当时的新闻稿写的是中式刺绣裙。这些借鉴参考，在文化领域并不少见，是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喜爱和推广，为国人所乐见。

要想让我们的文化瑰宝传承下去，就需要主动去发现。在此之前，许多国人并不了解马面裙。争议事件发生后，众人才知道，这种款式不仅凝结了古人的实用智慧和审美情趣，更具有十足的现代感，只需稍加改良点缀，便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时尚单品。

文化交流与元素借鉴本来就是一种双向奔赴，“韩国端午祭申遗”等文化抢注事件一直让国人耿耿于怀，此次“被挪用”则给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不过，与其停留在口头的“抗议”，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整理中来，寻找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传播的方法。

（摘编自张晓涵《文化挪用，应让公众更关注传统文化守护》）

材料二：

文化挪用是指处于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将其他不属于自己文化中的元素进行符号特征挪用的行为。根据内涵的不同，文化挪用可被归为“实物挪用”与“非实物挪用”，前者通常是指对有形物体的占有，而后者更为抽象，通常表现为内容挪用和主题挪用。内容挪用指某文化中的文化成果被其他文化中的创作者借鉴、利用，又可具体分为风格挪用和母题挪用，两者都指异文化对本文化中文化成果的挪用，只不过前者会主动地表明挪用对象的出处并以此进行自我标记，而后者则是利用异文化的符号与象征来创造性地再现本文化。而主题挪用指在文化塑造中有意地借用其他文化中的个体与机构。

对于文化挪用的批评者来说，文化挪用是一种异文化思维下对本土文化的误读与错用，是对被挪用者的冒犯，特别是文化挪用本身所具备的符号化、片面化及多变性等特征让人将其视为是刻板印象的输出。但是，文化传播是从符号开始传播的，即文化传播的第一步永远都是符号化与片面化的。这在好莱坞电影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表现中国不离功夫，表现日本不离和服。符号化的目的是便于传播与记忆，只有借助符号化的事物进行文化传播，才能使得更多处于外来文化背景中的传播对自身文化产生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地进行输出。

在对文化挪用进行讨论时，要避免“绝对原创性”的误区，避免陷入保守主义与自闭义。一种文化若想进入世界舞台，就必须以适合其传播的形式进行改造，以适应不同化。马克思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即“用世界性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自身文化之外出现与发展的文学作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能够包含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文化的作品”。作为日益成为学术关注重点的“世界性文化”或“全球性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地方性”，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具体而为之的，而是各个文化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沟通的产物。简而言之，每一种文化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对立的产物，如果想要自身文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发展与尊重，就要让自身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其他文化中的特殊性相交流，使其特殊性发展为普遍性。

当下，中国文化实践坚持“文化自信”。我们既要注意文化挪用的负面意义，也要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积极意义，善用文化挪用，在彼此理解、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与“文化星丛”中的其他文化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打破西方社会对中国“傅满洲”“陈查理”式的想象，促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以符号为载体，各文化共同参与编码与解码，实现“文化走出去”与“文化自信”。

（摘编自徐冠群《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新：跨文化传播语境中文化挪用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