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除夕晚上，非遗南音火了。在2023年央视春晚开场不久，歌手谭维维、赖多俐与厦门市南乐团、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携手，创造性地演绎了南音代表性曲目《百鸟归巢》，立刻点燃全场，并迅速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百鸟归巢》全曲由黄昏意象构筑，变化丰富，曲中洞箫以花舌吹法模拟群鸦投林时的鸟啼声，以吐音表现归巢的轻快活泼气氛，配合妙曼的曲词，勾勒出一幅异彩纷呈的生动景象。

南音，源自隋唐宫廷燕乐，是随着中原人南迁入闽的中原古乐与闽地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的古老乐种，2009年10月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曲调优美，节奏徐缓，古朴幽雅，委婉深情，由曲项琵琶、尺八、二弦和三弦四种乐器伴奏，以标准泉州方言古语演唱，读音保留了中原古汉语音韵，演唱时讲究咬字吐词，归韵收音，演唱者执拍板相和而唱。依照古例必先吹奏“指套”，然后唱散曲。唱曲是南音的主要内容，一人唱完把拍板恭敬地递给第二人，逐首接连地唱下去，最后是奏大谱结束。

追溯这绝世之音的历史渊源，会发现与成都有着深厚的联结——南音的始祖，就是后蜀孟昶。泉州与成都，一个处在东南一角，一个位于西南一方。孟昶最远也只到过开封汴梁，他为何就成了泉州南音的始祖？

作为后蜀王，孟昶有很高的音乐造诣，他“善弹，好属文，尤工声曲”。孟昶每次创作新词，都要谱成乐曲，一首新曲刚谱成，六宫就会传唱开来，编成舞蹈。由孟昶令赵崇祚整理的《花间集》，不但是中国词史上首部词总集，也是唯一传世的燕乐歌词集。南音的前期基础是燕乐，倡导燕乐的孟昶被推崇为南音始祖，也就不奇怪了。据传，宋灭蜀国后，孟昶与花蕊夫人二人被押往汴京，其精心培养的后蜀宫廷乐师139人进入宋初建立的教坊，成为传承盛唐和五代音乐的中坚力量。宋朝南迁以后，很多文人与乐师都在南方落地，而泉州作为宋朝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时承接了来自蜀地的音乐，逐步将其融入当地的音乐风格当中，南音由此逐渐成形。

（摘编自新闻《兔年央视春晚里的天府文化：一曲南音追溯始祖来自成都》）

材料二：

泉州南音，古称“絃管”，亦称“南管”“南乐”“郎君唱”等，广泛流传于我国闽南、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聚居区。南音是活态传承至今最古老的乐种之一，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其脱胎于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后随历史上中原人口的东移南迁，从中原腹地一路流播至东南沿海一隅，乃至漂洋过海，扎根于上述地区。

不同于其他的乐种，南音絃友们有自己敬奉的乐神祖师——孟昶郎君，并且每年都会举行春祭、秋祭两次郎君祭。孟昶如何成为南音祖师的问题，陈燕婷研究员曾对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并归纳了三点原因：“其一，孟昶精通音律；其二，五代西蜀‘曲子词’音乐被当作泉州南音之发端，而他对‘曲子词’音乐有一定贡献；其三，西蜀乐工被选入宋教坊，其后人可能将西蜀宫廷音乐及对孟昶的崇拜带入泉州。”根据以上观点，或可提出一个猜想：是否南音絃友们对孟昶郎君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前后蜀宫廷音乐对泉州絃管的影响？根据吕锤宽教授“南管音乐，当属纯音乐型态或清乐大曲的遗绪”，我们可以得出如此推论：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宫廷音乐与今天的泉州絃管存在着某种联系，甚至它可能就是絃管历史流播中的一种“过渡形态”。

前后蜀宫廷音乐“承唐启宋”，一方面体现在唐宋史籍的记载中，《资治通鉴》载“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唐王室先后两次到蜀地避难，又因蜀地当时经济富庶、社会安定，大量官宦、文人以及乐工随之相继涌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来前后蜀宫廷音乐文化的发展。《宋史》载：“宋初循旧制，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这139人或许还不是前后蜀乐工的全部。如此庞大的数量，可见当时教坊的规模之大。这无疑体现了蜀地王公贵族们奢靡的生活，以及他们对音乐的喜爱。而如此大量的乐工，可能也会在继承唐代宫廷音乐的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对后世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

前后蜀宫廷音乐“承唐启宋”，另一方面体现在前后蜀宫廷音乐的形象遗存中。1942年，成都前蜀王建墓出土一座带有乐舞浮雕的石棺床；2011年，成都后蜀赵廷隐墓出土20余件乐舞伎俑。通过将两处前后蜀时期墓葬中的伎乐与《隋书》《新唐书》《宋史》中的音乐比对（见图表），从所用乐器可以发现，①______；②______。

（摘编自陈宇峰、陈丹曦《泉州南音与前后蜀宫廷音乐关系初探》）

材料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虽然我国的人口数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但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其中，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比2010年上升5.44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以来已经“四连降”，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的出生人口1465万减少265万人，下降18%。

究其原因来看，“二孩堆积”效应减弱是其一。所谓“二孩堆积”，是指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头几年释放出来。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到2020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二孩堆积”效应越来越弱了。

其他因素还包括近年来结婚人数下降。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只有约813万对，比2019年减少了110多万对。我国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为何不断减少呢?这是因为自1980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数量的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的。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存活人口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可见，“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

从短期看，受到疫情的影响，一些年轻人也推迟了结婚或生育的计划。

前段时间，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总和生育率，可以通俗理解为平均一对夫妇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在现代社会，生育率达到2.1，则称为达到更替水平。所谓“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是指总和生育率低于1.5。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在2018年和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5和1.47，已经跌破警戒线。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继续跌破警戒线。

人口负增长将在什么时候到来?从数据趋势看，近几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在1000万左右，排除其他因素，当出生人口低于1000万，就需要注意了。

“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以及“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建议，这预示着，在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的当下，国家将出台相关政策以提升生育率，扭转出生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摘编自何亚福《人口负增长将在什么时候到来?》)

材料二:

人口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人口质量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口流动高度活跃，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厚的人口红利。同时，此前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历史性转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效缓解，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挑战也不断出现。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老年人口加速增长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我国养老保障负担不断加重，此前大量劳动力释放所激发的发展能量、人口红利以及消费能力不断衰减甚至消失。随着老龄化、人口低生育率的持续，我国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势必带来更多不利的后果。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会导致社会高度老龄化和人口衰退，进而引发诸多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目前，中国老龄化水平及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在人口负增长影响下，中国不仅可能失去“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人口的世界占比也可能持续下降。一旦形成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态势，将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等外部系统关系的失衡，带来人口安全风险并进一步导致国家根本安全利益遭受严重损失。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全面二孩”于2016年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是我国生育政策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其效果堪称立竿见影。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全面实施后，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但是喜中有忧的是，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仍低于上一年。究其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全面二孩”政策还不足以扭转当前少子化及人口出生低迷的趋势。

为了应对“人口负增长”，我国生育政策应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未雨绸缪推出必要的强化政策，让生育率恢复至合理水平。面对严峻的人口发展态势，渐进式地调整生育政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维持适度生育水平是一项重大工作。针对人口变动态势，有关部门应当健全生育服务和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破解年轻人“想生不敢生，想要不敢要”的难题，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按意愿生育。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采取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策，做好超前谋划和政策储备，让生育率稳步回升到相对安全的水平，为经济健康发展、为民族永续发展确立足够的人口安全边际。

(摘编自樊大彧《应对“人口负增长”要早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