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乡土文学的概念内涵产生了新的挑战。自1990年以来，随着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乡村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传统乡村生活的状貌正在逐渐失去。从文学角度来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化，传统乡土文学作品会进一步减少，很可能难以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或文学题材而继续存在。

据此，有一些批评家认为乡土文学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面临消亡。其实不然，乡土文学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即使是在传统乡村逐渐消逝的背景下，它也有存在的一席之地。它并不随乡村面貌的改变而消逝，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中拓展自己、转换自己。具体说，在乡土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今天甚至是不久的将来，“乡土精神”应该成为“乡土文学”最基本的核心，构成这一概念的灵魂。

乡土精神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乡土的热爱和关注，这是乡土精神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只有对乡村和乡村人的关爱，才能呈现出乡土的内核。二是对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的向往与认同，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姿态，或许它不是现代的，但却是与乡土内在关联的。当然，它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发散性，如对人类生态的关注，对现代文明缺陷的批判等，都是与之相关联的主题。三是对一些美好乡土文化价值观的揭示和展示，而“乡土文化”这一概念中包含有多元因素，文学应该张扬其中的美善一面，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质朴人性的认同，张扬人自身的力量和价值；强调人情、人伦，对人类精神价值表示尊重。

有人更习惯于用“乡土文化”来指称乡土文学的内涵，实际上，乡土精神比乡土文化更合适。乡土文化内涵的指向性更单一，也更保守：乡土精神则更抽象，与传统乡土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要间接和深远。换言之，乡土精神虽然以乡土为基础，但它并不局限于传统乡土文化，它能够吸收现代精神的因素，对传统乡土文化有扬弃和现代的改造重生。比如说，乡土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包含一些粗俗低级的内容，也有很多滞后于时代的因素，但是乡土精神对这些因素和内容是拒绝和批判的，它更侧重于乡土文化中积极的、与现代因素相融合的一面。

（摘编自贺仲明《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众多围绕脱贫攻坚，反映农村变革的新时代乡村现实题材创作应运而生。一些优秀作品既自觉承续百年乡土文学的写作传统，又结合新时代的具体特征，以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历史为背景，多维度展现了农村的时代变迁，成功塑造出一系列鲜活饱满的时代新人形象。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乡村现实题材创作中暴露出的问题：一是主题先行式的政策图解。文学的主题思想需要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传递出来。当下一些乡村题材创作者背离形象思维的规定性，随意支配人物、安排情节，致使作品流于概念化、公式化。二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书写。一些作家以游客的心态走进乡村，自认为了解了乡村，熟悉了农民，其实“深扎”得还远远不够。三是消费主义式的猎奇化、景观化叙述。一些作家为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故意采用极端化的叙事方式，将乡村塑造成一派“田园”或“荒原”景象，以来吸引眼球或赚取流量。这些做法，都无法客观真实地呈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强调：“新时代的新乡村，召唤着我们迈开双脚走进去，但走进去不是单向的观看。作家不是游客，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我们的知觉结构，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

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找到与新时代乡村现实“适配”的表达，是当前至关重要的文学课题。时代乡村题材创作者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一要融入新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乡情与乡愁。作家只有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静下心来，深入思考，由乡村观照中国，以乡村认识时代，才能肩负起时代的重托。

二要熟悉新乡村。新时代的新乡村，无论是自然环境层面还是社会治理层面，无论是物质生活层面还是文化建设层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必须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三是塑造新农民。新时代乡村的主角是农民，农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在塑造典型、刻画“新人”时尤其要注意，努力实现“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历史逻辑与美学价值的辩证统一。

（摘编自赵振杰《乡村题材创作：拿出反映时代巨变的文学表达》）

材料一：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走上小康之路的“乡土中国”如何丰富自身的价值内涵？回溯并展望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需要以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与文化建设为坐标解读。

自197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三家亲》拉开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帷幕以来，大量讲述改革开放的乡村故事涌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今夜有暴风雪》等激情讲述农村建设初期的风云变幻与山乡巨变，《外来妹》等捕捉新旧文化冲突以及人物内心的激荡，《篱笆·女人和狗》等“农村三部曲”系列用心灵史般的笔触透视农村文化的跃迁……不少优秀之作既延续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又注入了改革开放的现代视角，形成了兼具乡土气息和内省意识的乡村叙事风格。

20世纪90年代，农村剧在社会转型和娱乐大潮的冲击下一度被边缘化，但仍然有《庄稼汉》等作品继续审视改革大潮中农民意识和精神结构的变化。进入2l世纪，《插树岭》等记录并表现多业态开发下新农村的新气象。同时期还有悲情式的《民工》，轻喜剧式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等，这些作品一度成为农村剧的新标识，使乡村叙事的面貌更加丰富多元。

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品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及农村治理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对农村未来的发展之路进行了思考和讨论，这些成为新时代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主题。其中，《山海情》聚焦城乡互助、东西部协作；《经山历海》反映基层党员干部的成长；《江山如此多娇》更触碰到乡村建设的深广层面，提出“敬畏土地、永续农耕”是农民的根与魂……这些影视创作对农村发展理念的全新阐释，彰显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验的独特性。

不识真农村，何以识中国？在新时代的发展逻辑下，新型乡村治理的良性结构应该什么样？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应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影视创作需要在新的艺术转化中，呈现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发现。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现实性”，需要与大地、心灵紧密结合。除了扎实的生活积累和田野素材，更重要的是有思辨性、洞察力和介入能力，以解决如何呈现全新的城乡关系，并以此描绘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前景等问题。

其二，站在新的起点上，对于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关系的表现需要进入新境界。我们应该反思、修正关于农村的种种惯性定见。美丽乡村不是“度假村”，除了环境、自然生态，还应该呈现其经过现代化洗礼的精神文化内涵。

其三，在叙事核心上，应着重思考如何解决经济富裕与精神贫困之间的矛盾。广大创作者必须意识到，对农民精神关怀向度的宽窄，以及对新村、新人的丰富性呈现，最终决定创作的品质。携带着乡村社会经山历海的历史记忆和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乡土故事在今天再度成为影视创作的焦点。

期待迈入新发展阶段的乡村叙事，能够通过更丰富的作品充分发掘题材内涵，以此形成一种文化推动，促进中国故事的传播和中国理念的推广。

（摘编自卢蓉《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乡村题材剧用影像呈现新“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本身能力强的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敬业爱乡、造福一方，带动了本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因此，要振兴乡村就要将全面激活乡村本土人才资源活力置于乡村人才振兴工作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本土人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识”上宽视野，挖掘本土人才。田间地头是乡村本土人才的“练兵场”，在农业农村广阔天地里，埋藏着无数可塑性“老把式”人才，只要农民“身上有本事、手里有绝活”，都可以纳入人才范围。

“育”上下功夫，提升本土人才资源。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结合乡村特色产业和市场需求，因材施教“育才”，促进乡土人才“提档升级”，增强乡村本地内生发展动力。

“励”上强创新，建立健全本土人才激励机制。乡村要贯彻落实好减税降费、融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用地等政策；落实落细乡村人才关爱激励政策，重点对在基层一线真抓实干、苦干能干的乡村人才给予奖补；建立符合农业农村职业特点的职称制度，让“土专家”也能拿到职称证和聘任书，让干得好的乡土人才有奔头，激励其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加强对本土人才的人文关怀，完善住房、就医、社保、子女入学等政策，切实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激励本土人才安心、用心干事创业；强化荣誉激励提升乡村人才社会地位，加大对乡村人才先进典型的选拔宣传力度，对乡村振兴中表现突出的创新创业就业本土人才给予表彰奖励并重点宣传，形成社会示范效应，带动和激励更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

（摘编自游霭琼《激发乡村本土人才活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A．以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与文化建设为坐标解读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有助于丰富“乡土中国”自身的价值内涵。

B．为了彰显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验独特性影视创作要总结经验、思考未来，对农村发展理念进行全新阐释。

C．要表现新的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关系，不能只注重环境、自然生态，还应该呈现其经过现代化洗礼的精神文化内涵。

D．乡土故事再度成为影视创作焦点的两个因素是：乡村社会有着经山历海的历史记忆和农民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诉求。

5 . 提笔忘字：科技进步导致文化衰退？

陈雍君

日前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

显然“提笔忘字”不是个别现象，否则也不会吸引国内诸多媒体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虽然现在用得着手写的地方越来越少，但在偶尔出现需要的时候，如写个便条，填个表格，答个试卷等等，“提笔忘字”却并非偶尔。此时，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典型：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症”，就是这样活灵活现。

其实自从选择了现代化发展之路，汉字手写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就是必然结果。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逐渐进步的伴随现象，这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对于汉字书写的淡忘，却绝对是中华文化——至少是传统文化的衰退。

相对于其他生存和生活技能，汉字书写还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因为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就寄托在汉字字形和书写汉字的手脑配合之中。这是汉字区别于其他字母类文字的地方，也是台湾地区力主要把繁体汉字申报为世界遗产的原因之一。倘若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再会手书汉字，将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作家王蒙曾言：“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可是，避免成为“新文盲”的目标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法律法规所能达成的。今天的人们虽然偶尔还会发出“原来你写的一手好字啊”这样的惊叹，但基本上人们已经淡忘隽秀字体所带来的荣光。因为，写一手好字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实际作用，比如找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找到更好的对象；因为，写一手好字并不能与现在的办公自动化“无缝衔接”，这是实用主义的选择。所以政府不能要求人们从高效低碳的无纸化自动办公环境中返回，也不可能要求人们在打字更高效的场合必须使用手写。就像曾经的清朝，每年的木兰秋闱可以保证八旗子弟不忘骑射，但是却并不能提升哪怕是保持军队战斗力。

所以，要想阻止“提笔忘字”现象的继续恶化，仅仅依靠感慨和呼吁或是一两条无法施行的法令是不够的，必须让能写一手好字重新成为实用追求，甚至让手书汉字不仅成为一项技能，更加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美的享受──就如同现代社会节奏再快，也挡不住大家停下来喝杯茶的兴致。而我们知道，咖啡和可乐的入侵并没有让中国人遗忘飘荡千年的茶香。

也许，拿起笔享受书写，比将其看作宏图重任更加轻松，更加实际。

（选自《科技日报》）

材料一：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工匠精神”，虽然是一个舶来词，但其精神内核长久地流传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回望中华文明史，可谓凝聚了历朝历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

“工匠精神”，曾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扎根生长。千百年来，华夏“大国工匠”们，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令西方仰止的古代科技文明，由他们聚敛起来的“工匠精神”，也不断酝酿、发酵，直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无论在庙堂上还是江湖间，每一个时代，那些巧思运筹的工匠们成为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他们生发出来的“工匠精神”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韩非子《五蠹》提到率先民“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和“钻燧取火”的燧人氏，均是因为拥有了独门技艺而得以“王天下”。唐代后期的敦煌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描述传统工匠：“工人者，艺士也……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是对能工者、善工者的歌颂，对“工匠精神”的至高认同。而在民间，工匠文化同样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尊重。正是出于这种朴素认知，民众愿意学手艺，愿意将手艺练得精益求精，潜移默化中也孕育了中国工匠独特的敬业精神。

随着“工匠精神”的蔚然成风，“工匠精神”的内涵和要义，也在历代人的推敲中逐渐显现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是《诗经》里描述工匠制作骨器、象牙、玉石的字眼，至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述和提升，他说：“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精益求精，这在现代语境中，被认为是“工匠精神”核心和精髓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历史文丛中。再后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七言律》中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阐述：“盖事之出于人为者，大概日趋于新，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本风会使然。”待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将其扩展到近代工业，概括提炼出“精益求精”精神，这成为当代技术道德的重要规范。

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手下世界的“工匠精神”，被不断内化、延伸至更广的领域。古人们还将“工匠精神”延伸至文化创作领域，于是，就有了“匠心独运”的说法。文化创作中无论是“打磨”“勾画”，还是“描摹”“推敲”，都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文化创造中的对位呈现。

《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新时代语境下，从古老而朴素的文化源头重新出发，“工匠精神”正成为新的时代热词，而热度的背后是一场新的出发，“工匠精神”正返本开新，开创着全新的天地。

（摘编自公晓慧《“工匠精神”：深藏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精神密码》）

材料一：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其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唐诗宋词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的教育作用。且以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的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体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的作品，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给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增添了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作用。阅读唐诗宋词中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诗人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学创造了一个审美的世界，古代的优秀作家们不仅拥有高超的审美鉴赏力，更有高超的审美创造力，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

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是得意而忘言，所谓“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他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语言文字，究竟如何才能创造出最高的审美境界？他们认为，言是文学手段，意是文学目的，文学手段固然重要，但不能因为手段重要而忽略了目的重要。一方面要通过手段到达目的，一方面又要通过否定手段来强化目的。对创作者而言，文学创作最终呈现的美，不是“言”这个手段之美，而是“意”这个作品之美。对接受者而言，要领悟到这个美、这个意，就要披文入情，唯意是求，不能拘泥于语言文字之美而忘记了“意”这个根本之美。

因此，当作家创造出文学作品之后，当读者开始全身心地关注作品之美而完全忽略了文学手段之美时，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才真正全部实现，这样的文学审美创造才是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手段只有充分否定了自己，才能实现文学作品之美，对手段否定的越彻底，对作品的创造就越成功。这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智慧与审美创造观，其思想渊源依然要追溯到儒道两家的文辞观与言意观中，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显然，言与意的审美智慧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

滋味与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审美范畴，它是从文学品鉴与接受的角度，对文学文本审美感受的高度概括，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智慧。与西方美学不同，“味”这个词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并不专指感官的味觉或嗅觉，而是指在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基础上，感官愉悦与审美、精神愉悦的共同感受。在古代文学家们看来，五官的感觉是相通的，感官的享受与精神的享受也是彼此相融的。“滋味”说反映了中华民族注重体验，注重经验，注重整体宏观感受的审美思维方式。说到底，就是心与物，情与景，境与意不分彼此的完全交融，即“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王夫之《唐诗评选》），这与西方文学创作推崇的典型论大相径庭，是有着中华民族思维特色的审美智慧。

（摘编自康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与时代使命》）

相传苏东坡与苏小妹一起论诗，苏东坡吟一句“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不料苏小妹却评之为“下品”，说不如改为“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吟诵玩味片刻，不禁击节称妙。

材料一：

《说文》里记载：“匠，木工也。”今天作为文字的“匠”，早已从木工的本义演变为心思巧妙、技术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一位作家说过，能将胡辣汤做得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和能让火箭上天没有本质的区别。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不同。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稳健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绝非易事，但工匠精神的内涵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淡定？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事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的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四个方面。

所谓“爱岗”，就是要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不能见异思迁，站在这山望那山高。所谓“敬业”，就是要钻一行，精一行，对待自己的工作，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凡是获得“工匠”和“劳模”荣誉称号的工人，都是爱岗敬业的典范，很多人都在本职岗位上工作了二三十年之久，干出了一番事业。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工匠”，就在于他对自己产品品质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改进产品，努力把产品的品质从99%提升到99.9%，再提升到99.99%。对于“工匠”来说，产品的品质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是获得各类“工匠”荣誉称号的工人的共同特点，这也是他们能身怀绝技，在省级、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各种技能大赛中夺金戴银的重要原因。

和传统工匠不同，新时代工匠尤其是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已不再是手工作坊，而是大机器生产，他所承担的工作，只是众多工序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复兴号”列车，一列车厢就有三万七千多道工序，这三万七千多道工序，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由车间或班组亦即团队协作来完成。团队需要的是“协作共进”，而不是各自为战。

传统的“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继承，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是传统工匠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的则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因为只有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摘编自郑大发《什么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一些工艺水平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瓷器、丝绸、家具等精美制品和许多庞大壮观的工程建造，都离不开劳动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切割、打磨、雕刻玉器等时精益求精、反复琢磨的工作态度。《庄子》中讲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道也，进乎技矣”。可以说，我国古代非常注重工匠精神，形成了很浓厚的“尚巧工”的社会氛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弘扬工匠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高铁、大飞机等的设计与制造，都离不开工匠精神，都展现出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共同推动。社会对各种人才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劳动者努力进取的方向。当前，社会上依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不重视技能人才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为弘扬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弘扬工匠精神，还要形成相应体制。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注意提高劳模和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为劳模和技能人才发挥作用搭建宽广舞台，使他们经济上有保障、发展上有空间、社会上有地位。

弘扬工匠精神，需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中成就自己的精彩人生。

（摘编自陈昊武《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材料一：

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的难点，也是乡村建设的灵魂，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途径。以往一些乡村文化建设项目之所以流于形式或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乡村文化知之甚少。提高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性，需要清晰认识三个问题，即乡村有哪些文化，乡村文化保存在哪里，如何建设乡村文化。

乡村是文化的宝库。乡村文化总体而言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农耕文化。这是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知识、技术、理念的综合，包括农学思想、栽培方式、耕作制度、农业技术等。二是乡村手艺。像木匠、石匠、篾匠、刺绣、酿造等技艺，凝结了先人的生存智慧，反映着村民们的精神信仰与心理诉求。三是乡村景观文化。乡村景观以农业活动为基础，以大地景观为背景，由聚落景观、田园景观、社会生活景观和自然环境景观等共同构成，集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四是乡村节日与习俗。生活习俗作为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包括衣食住行的方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习俗，以及民间信仰与禁忌等广泛内容，也包括乡村艺术和娱乐活动等。

任何文化都需要特定载体，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在乡村。由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每一类文化的存在空间、呈现形态都不尽相同。以下三个方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乡村的空间形态。乡村空间形态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的物质载体。乡村空间由村落、民居、院落及公共空间等构成。村落空间具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感化、感染或教育功能。二是乡村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传承农业文化的重要载体，农具的使用、地方品种的延续与更新、传统栽培措施、特殊的农业制度等都存在于特定农业生产过程之中。三是乡村生活。村民日常生活的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以及街谈巷议、饮食习惯等都是传统文化载体。失去了乡村生活，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会成为“展品”和记忆。农耕文明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等，与今天所提倡的和谐、共享、低碳等理念十分契合。在理解乡村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乡村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遵守以下两个原则。

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原则。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他们既是乡村文化的建设者，也是乡村文化的受益者，只有农民最理解乡村文化与自身生产、生活的关系。任何排斥农民主体地位，试图越俎代庖，把本来的主人变成看客的做法，都必然失败。因此，要尊重农民的创造，如倡导德孝文化、弘扬优秀家风、通过村规民约移风易俗等，均是来自基层行之有效的乡村文化建设经验。

二是坚持保护好村落原则。丰富的农业文化以及尊老爱幼、诚实守信、邻里互助、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存在于乡村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农家院落及其特定的排列方式构成的村落形态、村落公共空间，乡村的劳动与消费方式、节日与交往习俗，以及乡村的家庭、家族、邻里、亲缘关系等，都是乡村文化得以存在和延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正是要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传统村落，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上楼的重要原因。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乡村文化建设只有从保护村落开始，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避免出现建设性破坏。

（摘编自朱启臻《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材料二：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财经三人谈：“羊了个羊”爆火，是巧合还是必然？

《环球时报》2022.9.24

编者的话：近日，一款名为“羊了个羊”的消消乐类游戏爆火朋友圈，其游戏特色是简单易上手的操作和“永远都过不了”的第二关。用户被逼看广告获得道具的盈利模式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旨在探讨“羊了个羊”为什么会爆火，国外如何看待这一类型的小游戏，以及“羊了个羊”可能会对我国游戏产业产生哪些影响。

材料一：

“羊了个羊”为什么会火？主要因为以下几点：第一，“羊了个羊”利用反向营销。游戏玩法并不新颖，是模仿而非创新。但其并非以通关来激发玩家热情，而是通过卡关难题甚至“死局”激发玩家胜负欲。

第二，“羊了个羊”上线门槛低。大型网游需要申请版号，而小游戏不需要版号，当然小游戏也不能有充值接口，故而利用广告变现是小游戏的常规操作。“羊了个羊”由此把运营重点都投放在社交媒体传播上。所以，“羊了个羊”并非游戏内容上的创新，而是营销上的成功。

第三，“羊了个羊”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有效传播。当前，微信对于小程序流量略有倾斜，小程序也的确更加容易诞生爆款。

综上所述，“羊了个羊”的确为小游戏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路，利用用户群体心理和社交媒体传播力来吸引流量，并以广告实现流量变现。但“羊了个羊”这个小游戏的火爆注定是短暂的。一方面，“卡关”和广告让游戏玩家体验很差；另一方面，没完没了的社交媒体营销和各类广告，可能会让游戏面临违规风险。首先，卡关有诱导营销的嫌疑。游戏制作者一般会留下一条不用看广告就能通关的路径，如果看广告是游戏通关的必选项，那么游戏本身就不是游戏，而是诱导用户看广告，是诱导性营销行为。

其次，广告内容的合规性问题。嵌入广告的内容本身需要严格审核。对于广告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及时发现游戏广告中的违规内容，防止违规广告、虚假广告嵌入其中；另一方面，要明确广告内容审核责任，当游戏广告出现问题的时候要能够及时找到相关责任人。

第三，防止小游戏利用社交媒体恶意营销。社交圈传播可以很快导入用户流量，但要避免恶意营销和骚扰用户，要赋予用户选择权，广告推送要获得用户的授权。

“羊了个羊”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游戏作品，但它的确是一轮成功的营销。在国外，类似的小游戏也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次数多了，用户审美疲劳很快产生，相似做法的小游戏“卷”成一片。而对于社交平台来说，其也担心小游戏不佳的口碑带来负面影响，故而国外很多社交平台正在不断降低这些小游戏的流量扶持权重。

笔者认为，游戏产业可以从中学到游戏营销的思路，利用群体心理和社交媒体扩大游戏影响力，但游戏产业不能在游戏制作上走“羊了个羊”的老路。相信随着我国游戏版号发放正常化，更有新鲜感、制作更加精良的游戏“正规军”将重新占据用户终端。

（摘编自盘和林《营销“成功”难掩违规风险》，作者是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材料二：

对游戏行业而言，这种被定义为“超休闲游戏”的品类，往往都会伴随着社交网络上的病毒式传播。无论是现在的“羊了个羊”，还是之前的“合成大西瓜”，浪潮永远翻腾不休，只是浪头大小有别。

作为一款以“三消”（三个相同的图案连接即可消除的游戏——编者注）为基础玩法的游戏，“羊了个羊”深谙“超休闲游戏”的底层设计逻辑。无数玩家成了“羊了个羊”社交裂变链条上的一环，循环往复着“玩游戏——遇到困难——分享广告——继续玩游戏”的动作，让其在短短数天的时间内，覆盖了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与个人朋友圈。

当然，这不是“羊了个羊”的问题，而是“超休闲游戏”在设计之初就天然存在的问题：这类游戏所有设计的最终导向，都只是为了让你点开广告或分享链接，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于社交网络进行更广泛的传播。

而“超休闲游戏”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与移动端游戏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愤怒的小鸟”作为此类游戏的鼻祖，证实了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由于制作成本低、周期短、回报收益高等特点，“超休闲游戏”在国内游戏市场上出现也愈发频繁。

但对游戏行业来说，笔者认为这并不值得鼓励。“超休闲游戏”的投入与产出比是畸形的，而无论是传统的主机游戏、独立游戏，还是常规的移动端游戏，从制作到发行层面，每一个环节都是充满风险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它们，游戏行业才能拥有如今的盛况。可惜的是，时至今日，我们早已对这些夹杂在信息流与视频广告中的“超休闲游戏”习以为常。和国外成熟产业链下制作的游戏相比，国内游戏产业生产能力与经验相对羸弱，类似“羊了个羊”这样低成本、以营销见长、以“圈钱”为目的的游戏依然大行其道。因此，我国的游戏产业要向上发展，还需要监管的革新、游戏从业者和舆论共同努力。

（摘编自王瞾《“超休闲游戏”长盛不衰是怎么回事？》，作者是游戏门户网站3DMGAME主编）

材料三：

一款大概率无法通关的游戏，居然能够引发巨大的话题度，这背后的社会心理现象值得探讨。笔者认为，从“羊了个羊”游戏本身的游戏规则来看，其吸引人的一点是“低门槛”，只需要玩家点点屏幕，没有复杂规则，一眼就能看懂的游戏设置，是让游戏具备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基础。同时，游戏出现的“无规律性”也是激发玩家好奇心和持续探索的动力。可以看到，游戏第二关出现了大量无规律的元素排布，一方面骤然提升了难度，但在另一方面也让游戏就如同刮彩票一般，全凭运气，这满足了玩家猎奇和撞大运的心理，能让他们持续不断地投入和开始下一局。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完全随机也满足了当下社会公众期待的“公平需求”。不少游戏大作，充值付费玩家或者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的玩家的实力肯定要远远强于新手，但是“羊了个羊”这类以随机性为爆点的游戏则不然，没有充值渠道也没有太多技巧，所有人在一局游戏开始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一视同仁，因此也正是这样的设计，具备了让人们乐于分享的基础。

类似于这样的爆款小游戏，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例，其满足了上述的需求之外，或许也因为满足了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即指“先入为主”印象带来的效果。游戏内简单的三消和色彩搭配起到了对人们第一印象的美化作用，进而强化了其传播效果。

当然，随着游戏的广泛传播，自然也有不少人动起了歪脑筋，不少媒体报道有人利用玩家迫切想过关的心理设置了一些诈骗手段，这些行为应当被及时制止和处罚。但需要指出的是，因游戏而产生的违法犯罪并不一定是游戏创作者主观设置的结果，舆论切不可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游戏创作者，对于负面的情况，如何正向引导才是关键。

（摘编自施钢《小游戏火了当心有人动歪脑筋》作者是心理学家、中国农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