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已在多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被贴上了一个恐怖标签——“类SARS”病毒。尽管它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病毒属同一家族，但世卫组织发言人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不是SARS，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称，自从2012年发现这种新病毒后，很多感染者都表现出了严重的肺炎症状，在临床上大都呈现急性严重呼吸道疾病症状，如发热、咳嗽、呼吸短促和呼吸困难，部分病例出现肾功能迅速衰竭和死亡。未知的是这种新型病毒是怎么出现，未来会不会变化，它的传播半径已经有多大等问题。

瑞士科学家的报告指出：“目前，在多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更易于侵入人体，其复制能力高于曾造成极大恐慌的SARS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能够轻易穿过肺部通道并侵入免疫系统，其复制能力两天内就可达到顶峰，而SARS病毒需要4天。但是复制速度并不能说明其实际传播感染能力。

“目前多个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病毒病应急技术中心主任谭文杰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只是近年来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诸多病毒中的一个，“迄今为止，全球超过半数的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均为动物源性的病毒性传染病，而且，这一比例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些动物源性的人畜共患病毒，往往稳定存在于其宿主细胞内，且不引起宿主出现临床症状，而一旦突破物种屏障传染给人类，由于人类对其缺乏免疫力，往往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2003年肆虐全球的SARS病毒，2009年引起全球流感大流行的甲型H1N1病毒，以及这次高致死率的新型冠状病毒，无一例外都是动物宿主体内的病毒突破物种屏障感染给人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虽然与2003年报告发现的SARS冠状病毒同属一个病毒家族，都能够引起严重疾病，且呈现出高病死率，但SARS冠状病毒更容易发生人际间传播，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太容易发生人际间传播。

（摘编自李颖《“类SARS”病毒到底有多厉害》）

东西方“武侠之父”相继离开，需要英雄的世界一直会在

宋金波

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Stan Lee）辞世。因为与金庸老爷子的私人丧礼几乎是在同一天发生，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斯坦·李联合创造了八成以上的漫威知名角色，被称为漫威的灵魂人物，而金庸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作者，创造了无数武侠人物形象。“东西方两位武侠世界的创造者”相继离世，巧合得不同寻常。

巧合也因为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有着共通之处。“侠以武犯禁”，漫威超级英雄们也是凭借超能力大打出手。这两个世界中的英雄或者侠客们都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对毁灭世界或破坏江湖道义、秩序的反派都斗争到底。所以也不难理解，一些漫威电影到中国，翻译都是直接取“侠”这个定义，如蝙蝠侠、钢铁侠……而且，与梁羽生主要从中国传统“侠”形象中汲取营养不同，金庸学贯中西，他的小说不少地方借鉴了西方电影剧本的技巧。

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都有很大的受众群体，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中共同的对英雄的需求，支撑了两个世界的稳定存在。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这梦想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文化界限。在东方，侠客传统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向下而至传奇小说、《三侠五义》。在西方，也起码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追根溯源，后面也有侠盗罗宾汉。

但金庸武侠世界与斯坦·李的漫威宇宙，无疑又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东西方文化本身对一些价值的理解不同。

比如说，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通常都会面对能力与责任的矛盾，不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英雄形象。而对金庸武侠里的主角来说，除了极少数如郭靖，出于一种模糊的自省，有了自己的“超能力”价值的终极追问，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超能力”——或者高深武功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

再比如，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在主持正义时，通常会考虑到法律这个限制因素。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为了维护法律而行动。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大部分武林人物不入世，经常不在意破坏既有法律。

这可能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在观念上正义与法律是相分离的。金庸先生曾说，东西方对侠的理解不同，同样是大孩子打小孩子，德国人看到不会管，而中国人会管。他写武侠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需要侠义精神。但这句话可能不应该做字面理解，或者说，他可能认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少足够的法律正义，必须有犯禁的侠客出面解决。

漫威电影虽然在英雄超能力上比武侠世界更脑洞大开，超人可以撼动星球，而最大胆的侠客想象也无非可以用动车速度赶路，但除此之外，漫威宇宙是趋近现实的。相反，武侠世界对现实更像是逃避。

也就不难理解，斯坦·李可以不断在漫威电影中客串，给出一个个彩蛋，而金庸老爷子绝不可能去扮演平一指或西山一窟鬼中的角色。论艺术成就，两个世界也许很难有高下比较，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漫威宇宙无疑更开放、更面向未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比金庸武侠人物更具有现实感的英雄形象，还在未来的某个空间静静等待。

（光明网·时评频道）

①“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包括文学文化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崭新历史坐标。对于文学来说，如何认识新时代之“新”的丰富内涵，如何认识“新时代”与“中国故事”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理论课题。

②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深刻认识“时代”之新变与“中国”之恒常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学既存在于“时代”的变量中，也必存在于“民族文化”的常量中。对我们来说，这个常量就是“中国”。不能把握住时代的变量，文学就会在日新月异的新经验面前惊慌失措、孤芳自赏而故步自封，被时代所淘汰；不能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常量，文学就会在瞬息万变的新事物面前方寸大乱、随波逐流而丧失初心，丢失了来路和根据地。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新生活、新技术和新矛盾正在打破原有的文学想象。越来越多的人们，乐于寻找新的文学观念装置，来显影新时代的文学之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在趋时以应新变之余，也要守望来路以寻民族文化之根。对于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中国”不仅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不仅是变动不居的，也是具有坚韧根性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时代巨浪召唤定海神针。让我们在时代之巨变中始终成为我们的正是“中国”这一份精神共同体的认同。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不仅在变，也在常；不仅在新创，也在守望。只有不断将新时代中国故事编织进并充实于“中国”浩浩荡荡的精神河流中，才能更有效地“以中国为方法”，在中国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中诠释“新时代”的独特风采。

③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要历史地呈现中国的丰富和纵深。历史地呈现“新时代”，意味着要在文化和时间的连续性表现流变；历史地表现中国，则意味着既要站在“新时代”观照历史，又要引几千年中国文化河流以灌溉“新时代”的精神园地，使“历史”成为照亮新时代的重要精神资源。我们不提供一个西方视野中的景观中国，我们必须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综合的中国。我们不但要阐释中国传统的浩荡江河，也要阐释这种传统江河的丰富构成。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不应把传统作为一种僵硬的知识，而应讲透传统背后的幽微，触摸知识背后的人心。在这方面，李敬泽的《小春秋》《咏而归》等写作就提供了书写中国传统独特而有效的路径。而张定浩、黄德海等批评家，近年也深入到中国历史的腹地，去重新阐释中国复杂的文化精神。这种从中国表情到历史化的中国精神的对照和辩证，无疑也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有益探索。

④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还涉及如何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问题。无论是时代之新变还是中国之辽阔，都决定了其催生的经验必有驳杂含混及尚未获得充分理性观照的特点。因此，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述发生在当下时代、当下中国的故事，而是要在形形色色的中国表情和来来往往的中国经验中由偶然抵达必然，有机地融合偶然与必然，从而提炼、捕捉和定格真正具有内在性的“新时代中国精神”。这既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主义的要求。

（陈培浩《“新时代”与“中国故事”的理论辩证》，有删改）

中国文艺评论史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样式——“评点”。“评点”始于唐，兴于宋，成于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李卓吾评点《西游记》、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等等，都是“评点体”文艺评论的代表作品。综合、直观、凝练，是“评点体”的主要特征。无论是金圣叹评水浒，还是脂砚斋评红楼，时而把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剖析其艺术特色，时而论及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揭示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使用的语言自成特色，三言两语、简短犀利、睿智幽默，常令人掩卷深思或会心一笑。而且，“评点体”紧贴文本展开，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又和原作融为一体，为作品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评点”既提升阅读快感，又促进对作品的理解，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过，传统意义上的“评点”其外在形态是用笔写下的语句，必须依存于以文字为载体的原作。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视听艺术蓬勃发展，“评点”也似乎已失去了用武之地。

现在，“弹幕”又来了，评论者对作品的评点可以借助网络工具，以字幕的形式如子弹般密集、快速地呈现在屏幕上，这也是“弹幕”得名的由来。于是，评论的互动性和即时性进一步增强，评论和作品文本的融合度也进一步提高，对此，舆论反应喜忧参半。喜的是“弹幕”的出现，提高了欣赏者和消费者在艺术中的主体性；忧的是不受控制以及低水平的“吐槽”，破坏了作品本身的美感以及艺术欣赏的完整性。

“弹幕”是从互联网的母体中诞生的，弹幕时代的“金圣叹”同样也将在互联网中孕育。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金圣叹”，有的时候，他们一条微博，寥寥一百四十字，就能对文艺创作者和欣赏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不少弹幕时代的“金圣叹”还承担着“文化搬运工”的使命，把学院派理论化的文艺评论转化为大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格言警句，让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对话更加直接，评论者对欣赏者的引导更加有效，进而使评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到文艺创作生产、欣赏消费、传播反馈的全链条之中。

可以预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弹幕”还会得到更深远的发展，而其发展路径大体上有两大走向。一是“弹幕”介入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弹幕”的使用或许会逐渐从影视扩展到戏剧、曲艺等艺术门类，尤其是相声、二人转这些本身就具有强烈互动性的艺术门类，可能会较早地与“弹幕”结缘。二是“弹幕”向“平台”的回归。“弹幕”说到底是一种技术，真正有价值的是技术承载的内容。最后，弹幕也许就会成为文艺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台阶。经过时间的积淀，那些耐人品味的评论将沉淀下来，与原作一起成为网络时代的艺术新经典，将作品的社会意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的经营管理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

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浮夸自大文风可以休矣！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总能赚取不少莫名点击。然而，纵观这些所谓“爆款”文章，其内部水平却了无新意，令人堪忧。比如，有的一味夸大、以偏概全，高喊《在这些领域，中国创下多个“世界第一”！无人表示不服》；有的任意拔高、贻人口实，鼓吹《别怕，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有的一厢情愿、照单全收，将国外的只言片语，放大成“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等声音。

这些“雄文”的共性，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量，徒有浮躁外壳，经不起一点风吹日晒。要知道，文章不会因为浮夸而增色，国家也不会因为自大而变强。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的后果，容易造成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的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

新闻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编辑一定是个营销专家”。对一些媒体而言，浮夸自大的文风，无异于吸睛涨粉的气球，一触即破。在此类文章的始作俑者眼里，标题就是一枚带着诱饵的鱼钩，不加点“刺激”的猛料，就无法吊起胃口。然而，新闻不是爽文。如果只讲营销不讲营养，只要眼球不讲责任，即使一时流量爆棚，也是在误导大众。

有网友感慨，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新闻越来越多，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的确，浮夸自大的文风套路，看似抄了“10万+”的近路，实则误入新闻生产的歧路。据统计，去年新媒体运营行业人数超过300万，各类机构对内容创业者的投资金额超过50亿元，可谓既有前途，又有“钱途"。然面，自媒体要想创作自如，还需恪守自律。倘若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结果只能是漫出道德水位，偏离法治轨道，荼毒公众认知不说，更消解媒体公信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人疑惑，是文章不会写了吗？并不是。还记得，南海仲裁闹剧群情激愤，“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声音却产生共鸣。针锋相对却有礼有节，气贯长虹而又言之有物，这样的文风文气，怎能不引发舆论场同声同气？全媒体时代，真实客观理性的新闻准绳没有变，新鲜有趣优质的价值取向没有变，平实求实务实的文风导向也没有变。只有创作者自律自觉，将文风与世风勾连，给流量和情绪松绑，方能写出真正从容自信的作品。

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新闻讲事实，讲真相，讲正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那些热衷于要噱头、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路数可以休矣。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2日，有删改）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群体在长期生活、生产、生存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思想意识、艺术、政治、宗教等。文化的产生和当时的地理环境、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过去所有的文化，并不是都可以成为传统文化。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长期的、稳定的文化。

今天，为什么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原因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基础的变化给传统文化存续带来了危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农业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的价值观。这个基础变了，这种文化就难以存在下去。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在农业社会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家族世代种田，没有社会保障，而且通信和交通不方便。到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通信技术发达、交通便利，“父母在”为什么不能远游？远游既不影响跟父母的感情，也不影响父母在有需要的时候得到医疗和其他支持。时移世易，当社会出现一系列变化后，在原来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确实会面临适用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宗教。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是宗教，我不赞成这种说法。任何宗教都有神，儒家谁是神？孔子是神吗？孔子自己都不信神。宗教要有一套宗教仪式，儒家有什么仪式？祭孔仪式是后来慢慢加上去的。宗教是不需要怀疑的，但孔子是接受学生提出疑问的。宗教的信仰是不需要问为什么，只要宗教本身不发生变化，就还能够起作用。但是，儒家不是宗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所以是可以被质疑，可以讨论，可以改变的。

第三，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新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历史上，中国没有真正受到过强有力的外来文化影响，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和中华文明对抗的文明能够传播到中国内陆来，原因就在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唯一曾经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但他们的文化相对落后、人数较少。虽然有几次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建立了政权，文化上却始终做不到“征服”。蒙古人曾经建立元朝，满族曾经建立清朝，但由于他们的文化基础薄弱、人数也少，所以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转化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毫无例外。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挑战。从明朝中期开始，传教士把当时更先进的文化、科学传播过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有了报纸、电报、电话、新式出版物，有了西式学校。西方文化从中国沿海逐步传播到内地。外来文化和新文化的全面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

第四，中国原来的文化传播观念和传播手段是相当落后的。中国人从来都不愿意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即便是我们认为最开放的唐朝，也只是相对其他朝代的封闭而言的。当西方通过大量出版物传播知识、文化的时候，中国还长期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当西方的文化通过电影、广播在传播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地方还没有这些手段。所以，等到新文化进来的时候，传统文化越来越衰弱。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用原来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传播，很多处于断绝的状态。

（摘编自葛剑雄《对待传统文化，要分清“传”和“承”》）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严峻形势，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对于坚定全球抗击疫情的信心、携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

享有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各个国家的共同责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严重威胁全人类的健康与福祉，也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短板，凸显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能否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不仅是对中国的一场大考，也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一重大挑战、最终战胜疫情？关键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且着眼于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关乎全人类的未来，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携手国际社会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坚定决心，也充分彰显了中国自觉把自身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统一起来的大国胸怀和历史担当。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人人享有健康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中“普遍安全”就包含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倡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保驾护航，维护人类的整体安全与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归根结底是要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今天，各国人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凝聚全球之力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抵御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风险挑战，维护世界普遍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迫任务。

人类文明史也是一场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这次疫情充分说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最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之一，维护这一产品，国际社会任何成员都不能置身事外。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实践已经表明，要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唯有通过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面对疫情在全球蔓延的严峻形势，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采取切实行动，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要凝聚各国力量，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措施，建立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尽力阻止疫情跨境传播；共同合作加快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科研攻关，力争早日取得惠及全人类的突破性成果；携手帮助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等等。各国应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各国之间的信息沟通、政策协调、行动配合。

（摘自2020年04月14日《人民日报》）

这次新冠疫情，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不能仅仅是，应对疫情的社会治理如何改善，医疗科技如何创新。在这次疫情中，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价值。

首先，要认识到乡村对这次疫情的贡献。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正好是农民工返乡过年期间。疫情期间，随着城市封城的同时，各地乡村各自为政也进行了封村。同为“封”，不同的是，乡村本身就是自足体系。春节期间，从人口分布看，至少一半人在乡村，一半人在城市。但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大量物质资源和服务等保障措施，主要是为城市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的自足性，使当今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成本降低了一半。他们不仅居家防疫，同时也承担着满足城市蔬菜等食品供应的服务。特别是城市居民蔬菜的供应，从种植、收获、运输和销售，都以农民为主完成。另外，为保障疫情用品供给，开动生产的工人，大部分也是没有回家的农民工。

其次，还需要认识到中国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中国乡村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保险阀、化解危机的蓄水池。中国越是出现风险和危机，这个功能就越凸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其重要秘密是乡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曾遭到来自北部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侵扰。但在一次又一次的侵扰后，中华民族能够劫后重生的原因，来自分布在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乡村。乡村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避难所，而且也是为这个民族保留文明种子的“种子库”。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一次次被毁灭，但只要中国乡村存在，就会劫后再生。但是，21 世纪以来，在追赶西方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乡村千年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其实，中国乡村所具有的保障中华民族安全的价值仍然存在。

再次，疫情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乡村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底线。但实际上，我们在落实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仍然站在城市的一端看乡村、以资本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而不是把乡村振兴看成是保证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来保护；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文明安全的大后方来珍惜。所以，反思疫情，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中国需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而不是西方式的城市化。

最后，我认为，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乡。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中国古代解决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回乡乡贤不仅解决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问题，也带来乡村公共投资，还使乡村获得一流的教育资源。他们把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活带回乡村，结合当地乡情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而我们今天解决乡村和城市发展的诸多政策，大部分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做法。西方式的这种单级城市思维，在全球蔓延，是造成当代人类诸多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最近几年，城市频繁发生疫情，就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前兆。

21 世纪的今天，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和振兴发展，需要有情怀、有能力、有财力的“新乡贤”。

（摘编自张孝德《疫情反思：我们如何看待乡村的价值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