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后，中国人不是逃离地球，而要带着地球一起跑？”面对外国人问出的问题，《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回答：“我们买房子买的不是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家庭，里面住着父母、老婆、孩子，这个物理空间承载着我们所有的情感。中国人特别有家国情怀，即便发生了灾难、战争，很多人也不愿离开家乡，死也要死在那儿。”

这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主题不谋而合。在过去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人们极少迁移，因为所谓农耕，就是要靠土地吃饭。农业的固定性，使得勤劳的人民逐渐世代安居，终日和土打交道的经历，则让他们周身都环绕着泥土的气息。

在现代说法中，“土气”是一个贬义词，但在费孝通看来，“土气”实际上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土气”，也就是接地气，它象征着人们与大地的亲密接触，充分熟悉，“土气”其实是辛劳、知足的代名词。也因此，大批的中国人逐渐变得守旧而崇古：老祖宗留下的都是财富，那么凡事照搬经验去做就行。因此在现在看来的“食古不化”，殊不知，是因为在以土为生的年代，“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变得稳定而缺乏流动，再加上交通工具的落后，很多人一辈子就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活动。周边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遇事总是能热心帮一把，人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而与外部隔绝的乡邻关系，慢慢地也就有了“万事不求人”“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状态。

带着地球流浪，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责任，感谢你当年的养育，如果可以，我也不会扔下你独自逃亡。不靠土吃饭、早已经用工业化普及农业的西方人，大概很难懂中国人的传统恋根情结。

（摘编自《外国人看不懂〈流浪地球〉的背后，藏着深层的文化认同差异》）

材料二：

中国人讲的“家”是很有弹性的，小到一家三口大到无限远。比如平常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是自家人”。什么叫“自家人”呢？你再扩大点，比如“国家”，在英文里面“国家”是“State”，并没有一个“家”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几乎各个地方的语言要表述“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概念之中都不包括“家”，只有我们中国，或者受我们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的确也会有“国家”这个说法。所以“家”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它挺麻烦的。它牵涉的范围非常之广，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有伸缩弹性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讲这个“家”恰恰能够说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说“西方的社会像一捆柴”。我们把这一捆柴里面每根柴，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人。把他们绑起来就成为一个社会或者团体，叫做“团体格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影响力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就用这个形象界定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他给它一个名字，叫“差序格局”。

费孝通说，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差序格局，“家”的概念是可以伸缩的，跟我友好的那个关系网也是可以不断伸缩来回的。

正因为“公”“私”的界限没那么分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特别喜欢讲人情、讲关系，又要讲面子，因此那些规矩就包括了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包括了很多我们叫“礼”的东西，这是一种礼治。我们不太需要讲契约，我们就讲信用，好比你跟别人做生意、做买卖，你丧失了信用之后，就没人再找你做了。

假如这个社会，什么都是讲规矩、讲礼治、讲面子、讲关系、讲人情，那么法律在哪里呢？所以费孝通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贪污问题很严重，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有法律观念，也不太有公共观念。

我们过去讲儒家道德，都是从小的教化，而这个教化都是有社会土壤的。但是假如今天城市不是乡土社会，农村也不再是过去的乡土社会的时候，这个儒家伦理就纯粹只是一套抽空现实环境的教条，那又该怎么办呢？

(摘编自梁文道《〈乡土中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材料三：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家与国具有统一性。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国与族具有统一性。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为血缘性；另为社会性。民族之间不只是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也还存在社会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当它内化为民族精神，就具有类血缘的意义，这就是说，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缘性，还具有文化的血缘性。

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国与国民、国土（国域）具有统一性。谈到中国，人们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这一疆域。这疆域既是国之域，也是民之家。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国民是国家主干；国权是国家的基础，与他国进行交往，国权是首位的原则；国学即“伦质”，是国家意识形态；君臣和睦是国家稳固的枢机即关键。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这是人类的共通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今天，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1958年，一个电话改变了黄旭华的一生，从此，他的一生与核潜艇结缘。

此前四年，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首次试航；一年前，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于潜艇的报告》获批，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1959年秋，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遭到拒绝。毛泽东警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然而，当时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儿也不知道。黄旭华他们只得带着“三面镜子”找有用信息：用“放大镜”搜索相关资料，用“显微镜”审视相关内容，用“照妖镜”分排真假虚实，就这样，中国核潜艇事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在一波三折中发展。

1965年3月，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葫芦岛成立，黄旭华开始了“荒岛求索”的人生。白天养猪、修猪圈、接受批判，晚上黄旭华和同事们潜心于核潜艇事业。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就用算盘和计算尺。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就用磅秤来称。黄旭华和同事们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尖端的技术问题，同时用创新的思维解决关键问题，核潜艇的形状是采用常规线型还是水滴线型，一度困扰着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美国发展核潜艇分三步走，先是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常规线型，同时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线型潜艇，摸索水滴型体的流体性能，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先进的水滴型核潜艇。依据大量试验和科学论证，黄旭华提出，“三步并作一步走”，研制中国的水滴型核潜艇。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旭华和同事们先后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和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信、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7项技术。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这是世界核潜艇史上罕见的速度：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入列。

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下水。两年四个月后，交付海军训练使用，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4月29日，我国进行核潜艇首次深潜试验。数百米深的深潜试验，是最危险的试验。“核潜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深潜后承受的外压是1吨多。这么大的艇体，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间门封不严，都是艇毁人亡的结局！”为增强参试人员信心，减小压力，这位64岁的总设计师做出惊人决定：亲自随核潜艇下潜。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核潜艇不断向极限深度下潜。海水挤压着艇体，舱内不时发出“咔嗒、咔嗒”的巨大声响，直往参试人员的耳朵里钻。黄旭华全神贯注地观察并记录着各种数据。

成功了！当核潜艇浮出水面时，现场的人群沸腾了。

1988年下半年，中国第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完成水下发射导弹试验，意味着中国真正具备了水下核反击能力。核潜艇横空出世，使我国从此摆脱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

“为了工作上的保密，我整整30年没有回家。”黄旭华说。

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黄旭华埋头苦干的人生，正是中国核潜艇人不懈奋斗的缩影。

（摘编自刘诗平等《人生，为祖国深潜--记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

【注】黄旭华，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副指挥，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2020年1月10日，黄旭华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材料二：

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进程中，科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大国重器，令中国人民挺直腰杆；高铁、跨海大桥等基础设施，夯实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助推中国技术创新由“跟跑”向“并跑”转变，并逐渐向“领跑”发起冲击。这些辉煌成就背后，凝结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与心血，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精神品质得以彰显、传承和发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汇、彼此影响，我们在内外环境上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从内部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从外部看，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前夜，科技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在能源与资源、信息网络、新材料、医药健康等研究领域持续发力，期望通过重大科技突破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此背景下，弘扬科学家精神，就要让科学技术更好服务国家发展需要，推动我国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并通过营造科学氛围和科学环境，在全社会集聚起不懈攀登的力量，实现科学精神的代际传承，助力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摘编自丁查岭《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

材料一：

近年来，话剧《茶馆》等“老作品”每一亮相，总会引来叫好和追捧，甚至形成“一票难求”的文化热点。同时，一些新创作品却很难把人们引进剧场，有的即便一时获得好评，也很快被人淡忘，成为舞台“稀客”，更有甚者沦为“一日游”“节展游”。两相对比，不禁引人深思：经典作品长演不衰，圈粉几代人，奥妙何在？

戏剧艺术是靠表演立在舞台上的，也靠表演得以传承。经典作品的艺术高度，不仅源于思想内涵、故事情节，更有赖于精湛的技艺。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曾说：“我唱的永远是程派。”她的（《锁麟囊》每演必火，几乎成为“灯谜”的节日，足以说明正是一代又一代“角儿”们对技艺的执着守护与传承，才保持了“味儿”的纯正延续，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持续散发。

经典从来都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不但提供精彩的内容，而且提供续写精彩的可能。戏曲理论家李渔说，旧剧之可贵在于“本质如常”，又能“新而善变”。那些久演不衰的剧目，身段往往比较柔软，善于结合时代审美语境的变化而做出微调。这为创作者反复咀嚼生活的馈赠，耐心听取观众、文艺评论家的意见并加以运用提供了有利条件。事实上，经典作品正是以“小碎步”前行的形式登上了艺术的高峰，也走进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给他们以温暖和力量。

经典作品之所以耐看，还因为其扎根文化沃土的深度决定了作品的厚度，反映出创作者对人性的体察与感悟。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时代的产物，反映着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气质。随着时间的流逝，物质的东西可能过时甚至灭失，精神却永不过时，历经岁月的冲刷，反而会愈显光亮。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比如，豫剧《朝阳沟》讲述的是当年的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故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代青年投身社会建设、报效祖国的途径发生了巨大变化，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更加丰富。但我们今天再看《朝阳沟》，依然会为作品中深藏的家国情怀感动不已。

更重要的是，经典作品还饱含生活的温度，以艺术手法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这也是其承载的文化精神、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真正抵达受众最根本的保证。戏剧是高雅的也是大众的。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戏剧所营构的，不只是艺术空间，而且是伦常的尺度。在这里，生活中的善行义举得到更有故事性的表现，不公正不道德现象受到谴责与批判，向往的变成了“现实”，现实的昭示着愿景。比如，河北梆子《宝莲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末，已演了1400多场，是著名的保留剧目。当人们为舞台上的“沉香”热烈鼓掌时，掌声是对人间真情的讴歌，也包含着对孝心孝行以及惩恶扬善的赞许。话剧《天下第一楼》首演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经三十余年舞台打磨已成当代经典，剧中人与命运的不懈抗争，拨动着观众的心弦，引导人们思考人生，在生活的韧性中咂摸历史的流转。贴近百姓口味自然有口碑，而真正的经典作品恰是靠百姓口碑流传的，具有现实温度的。

（摘编自胡一峰《为什么压箱底儿的经典老戏永不过时》）

材料二：

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范围愈来愈广，中国戏剧走出国门的频次逐年增加。在英国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等著名国际戏剧节现场，中国戏剧的身影随处可见。通过科技手段丰富表现样式，中国戏剧与世界戏剧交流日益密切，打破了国外尤其是西方观众将戏曲、杂耍等同于中国戏剧的刻板认知。

事实上，当下中国戏剧人正有意识地利用科技手段创新讲述中国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方式，并得到国际戏剧界的认可，亮相第二届老舍艺术节的戏剧作品《酗酒者莫非》，根据史铁生作品《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改编，由陆帕执导。与这位波兰导演来华演出的多部作品一样，《酗酒者莫非》的理念、手法均属于欧洲当代文学剧场，影像与心理两个时空的结合方式带出欧洲戏剧大师与中国当代文学碰撞出的火花。另一部在艺术节上登台的戏剧《铸剑》，文本取材自鲁迅同名小说及中国民间传说《干将莫邪》，由波兰知名导演格热戈日·亚日那与中国演员联合创作完成。科技手段是助力中国戏剧走出国门的鲜亮“外衣”，然而究其根本，中国戏剧承载的厚重中国文化与艺术传统才是它能在国外赢得赞誉、获得尊重的根本原因。从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访美、198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茶馆》巡演欧洲，到近几年由陈佩斯、黄盈、赵森等执爵的《戏台》《黄粱一梦》《罗刹国》等作品在国外引起的特别关注，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魅力。这些都在提醒中国的戏剧创作者，中国戏剧未来若想在世界戏剧版图上占据重要席位，理应深入民族艺术的核心地带，创排出彰显中国气象和文化气息、有格局、有品质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梅生《中国戏剧走出去的思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参与建设。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起着巨大作用。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工匠不仅是传统工业的主要劳动力，而且还扮演着传统工业技术主体的角色。工匠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不断突破自我的创造精神。工业革命之后，传统的小作坊逐渐被现代工业制造取代，但是在人类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工匠文化，却依旧贯穿于现代化的工业制造之中。工匠精神是一种求精尚巧的实践精神。对工匠而言，产品制作并不是一种简单模仿的操作，而是对材料匠心设计、精心制作的再创造，从产品的构思到成品的整个过程，都渗透着工匠求精尚巧的思维，烙刻着工匠双手劳作的印记。

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一些工艺水平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瓷器、丝绸、家具等精美制品和许多庞大壮观的建筑，都离不开劳动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可以说，我国古代非常注重工匠精神，形成了“尚巧工”的社会氛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弘扬工匠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高铁、大飞机等的设计与制造，都离不开工匠精神，都展现出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关键在于提高创新能力，而工匠精神是助推创新的重要动力。工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拘泥一格的“匠气”，而是在坚守中追求突破、实现创新。把工匠精神融入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敬畏职业，追求完美，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创新。我们要通过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劳动者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品牌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国家形象的亮丽名片。近年来，我国品牌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品牌还不多，这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提升品牌形象，要求把工匠精神融入设计、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做到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实现产品从“重量”到“重质”的提升。弘扬工匠精神，让每个劳动者恪尽职业操守，进而培育众多大国工匠，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建设品牌强国。

弘扬工匠精神，需要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构建相应体制机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共同推动。我国虽然有“尚巧工”的传统，但技能人才在传统社会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当前，社会上依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不重视技能人才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为弘扬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选自陈昊武《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人民日报》2020年04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