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下讨论县城经济发展和就地就近城镇化，是因为它具备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吸纳的市场基础。”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2春季论坛”上，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何宇鹏指出，城市化外溢效应、工业化和信息化叠加以及农业功能转变三重作用共同叠加，为中西部地区就地就近城镇化带来了机会。

在何宇鹏看来，“市场是看不见的‘手’，但同时也是看得见的‘脚’，这个‘脚’就是农民工的脚步”。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人口分布经历了三个阶段，恰恰反映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空间变化。

以前，农民工吸纳主体为小城镇，他们“离土不离乡”。1998年开始，异地吸纳成为农民工吸纳的主要方式，在1998—2011年，异地吸纳以大规模跨区跨省流动为主。

若将省内流动视为就近城镇化，在异地流动中，最近十年，就近城镇化开始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体。数据显示，2011年开始，农民工省内流动比例达到52.9%，成为异地流动的主体，到2020年省内流动比例进一步上升到58.4%。

2020年外出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构成

单位：万人、%

“在金融危机之前，即2003—2005年我国就已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当时我国域镇化还未达到50%，当时希望通过就地就近城镇化来解决农民工转移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何宇鹏表示，如今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已经具备了产业发展和就业吸纳的市场基础。

（摘编自《三个作用共同叠加，为就地就近城镇化带来机会》）

材料二：

推进县城建设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1亿人。其中，1472个县的县城常住人口为1.6亿人左右，39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为0.9亿人左右，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县及县级市数量点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约65%。推进县城建设，有利于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县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推进县城建设，有利于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和安家的需求，有利于辐射带动乡村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利于强化县城与邻近城市的产业衔接和分工配合。

县城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现阶段县城投资、消费与城市差距很大，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二分之一左右，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三分之二左右。推进县城建设，有利于开拓新的投资消费空间。

县城建设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完善产业配套设施，有利于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稳定扩大县城就业岗位。健全市政公用设施，有利于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撑。健全公共服务设施，有利于增进县城民生福祉。完善环境基础设施，有利于提升县城人居环境质量。要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发展路径。

（摘编自《充分认识推进县城建设的重要性》）

材料三：

县城数量大，类型多，发展路径各不相同。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需要科学确立功能定位，决不能“千城一面”，需要在“各具特色”上下功夫。具体来讲，就是要尊重各个县城的发展规律，根据全城资源、人口等要素流动变化趋势，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县城的发展路径。同时，要“跳出县城看区域”，综合审视所在区域、经济带、交通线、物流网络中的战略定位，在深挖区位禀赋、区域资源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提炼县城发展定位，确立核心产业体系、重点产品群、供应链网络和目标市场，明晰与周边城市的竞争、协作关系，培育和强化被心竞争力，提升对人才、人口、企业的有效吸引力和综合服务水平。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需要立足县城自身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需要，面向市场融合、产业融合、人口融合的大趋势，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有文兴文，培育有影响力、有感召力的区域品牌。全国每个县城都需要立足县城实际，认真思考什么最拿得出手，什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优势。同时，还要坚决加店要放在第一位，形成有竞争力的区域公共品牌集群。

（摘编自《用特色优势“照亮县城”》）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编者按：

今年，我们将迎来第74个五四青年节。历经社会百年变迁，青年有过迷茫、有过困惑，但他们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诚追求始终未改。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面临更艰巨的挑战，也因此催生了“鼠鼠文学”“孔乙己的长衫”等一系列以自嘲自讽方式应对社会矛盾的文化趋势。

青年的自嘲自讽反映出的是“不妥协”的态度。面对“青年失落”，我们不能一味批判，而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思考，致力于解决其背后的社会主要矛盾，解答新的时代课题。《教育家》特邀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当下一些青年文化进行解读，一起走进青年的世界。

01“标”：卑微自嘲与发展困惑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秘舒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把大学教育定位成精英教育，大众自然对其有更高的期待，即通过更高等的教育实现所谓“阶层的向上流动”。然而，今日的大学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培养模式来说早已不同往昔，2022年的高校毕业生甚至突破了千万大关。这批高质量劳动者，虽然可以满足产业升级对高水平劳动力的需求，但他们的自我价值期待却在不断降低。

在应对来自学业、就业、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压力和挫折时，有一部分青年会选择回避，故而生出“啃老”“宅”“躺平”等带有明显躲避性的亚文化；还有一部分选择直面压力，但迫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他们会把自己定位成很卑微的角色，选择以幽默的方式自嘲、自省，试图让自己接受并融入现实，正如“孔乙己文学”“谁人不在浪浪山”等网络热词的出现。这种消极情绪在网络的传播下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加剧了青年人的压力和焦虑。

从青年一代的成长过程来分析，他们大多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中成长起来，所以在面对如今多元开放的社会和丰富多元的文化时，会产生很大的矛盾感——内心对生活的预期、对自我价值感的期待和一贯以来所受的评价方式、行为约束存在矛盾，导致他们一方面想要按照自己的预期生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整个社会长期以来对青年发展评价的桎梏。我们的教育一直期待为学生树立一种“学习是为了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拥有更多选择、收获幸福人生”的观念，但应试教育留下的“硬伤”、根深蒂固的教育功利化思想，以及“996”“内卷”“学历竞赛”等社会现实，极大降低了青年在学习和工作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02“本”：社会流动与青年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李荷

在当下的知识青年对社会发出的种种叩问中，“尊严”是我们必然要谈论的话题。孔乙己的故事中，由于存在严格的等级秩序，“长衫”和“短衣帮”成为泾渭分明的身份符号，穿长衫的人即使生活潦倒，也不愿脱掉长衫，成为短衣帮，这恰恰说明短衣帮地位的卑微、生存的艰辛和社会尊重的缺乏。体力劳动者在物质和精神上处于双重劣势。社会越是分化，底层人民的社会尊严就越无法体现。当他们的子女终于上了大学，希望以此提升自己与家人的身份地位时，却发现千辛万苦得到的文凭“贬值”了，大学生依然面临为了生计而滑向“短衣帮”之势。这是什么样的无望！只有在一个“人人虽然不同却有同等尊严”的社会，青年的成长之花才能绽放，生命的选择才能多样。

面对社会结构性问题，教育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但有一些地方确实需要反思和警醒。长久以来，教育的一大问题在于它在实践中，偏执于以“绩优”来要求和衡量人的成长，用数字化、工具化的方式评价人，导致形成“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杜威强调的是“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我们要做的是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培养内心充盈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境况，都能够宠辱不惊、富贵不淫、贫贱不移。

03“药”：晴耕雨读与情绪激活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荣华

面对时代洪流下的无奈与迷茫，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因为无论是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变迁还是不可控因素的干扰，对于个体而言都无力改变，唯有调整自我和适应，但这对于缺少社会磨砺和时间洗礼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件易事。

古人适应环境的智慧是“晴耕雨读”——下雨了，不如将原本外出劳作的计划变成在家读书、喝茶，偷享浮生半日闲；等雨停了，人也休息好了，更有精力投入农耕。对待学习、工作中的压力和焦虑，可转变心态：人力不可及的，坦然接纳；人力可及的，积极有为。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身能改变的事情上，保持良好心态，以待来时。

根据泰勒·本·沙哈尔的理论，幸福是“对于快乐和意义的全然体验”。如何帮助青年人找到生活的快乐和意义？通常来说，自我要求高的人总是容易“求不得”，因此会经常不满、抱怨，活得很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允许他们“找乐子”，让他们感受“当下的快乐”。但是，“当下的快乐”带来的积极情绪有可能不持久，从长远角度来看，需要用人生价值和意义来积蓄长期的情绪动力。所谓的“药”，就是给正在做的事情赋予当下的快乐和长远的意义。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3年4月刊第1期，原标题为《青年失落的“标、本、药”》

（有删改）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尤其是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增长2.2%，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

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比2012年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

2021年，中国人均GDP达8097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12年增长69.7%，年均增长6.1%；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连续三年超过1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11890美元，较2012年增长1倍。在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NI排名中，中国人均GNI由2012年的第112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68位，提升了44位。

2013—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年均减贫1237万人。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年末的88.3%下降至2016年年末的0.5%，累计下降了87.8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5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从42.7%下降到9.7%，累计下降33.0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

（摘编自廖宗魁《喜迎二十大·数读非凡十年经济成就》）

材料二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百年大党继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对14亿中国人民的又一庄严承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目标内蕴的共同富裕思想的一贯坚持与创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强决心与信心，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共富之道，为人类社会走向富裕之路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我国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吹响了破解相对贫困难题、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劲号角。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一道世纪难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无比坚强的决心与信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人民的又一庄严承诺。

（摘编自樊爱霞、闫凌波《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理路与特色》）

材料三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的最高值为1，基尼系数越高，说明差距越大；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3—0.4区间，贫富差距比较合理；进入0.4—0.5区间，差距过大，大于0.5时则差距悬殊。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都可以利用基尼系数进行分析。

表1：2003—2019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基尼系数）

表2：2019年几个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对比

财产差距，包括居民的金融资产、房产差距等。2002年测算，中国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约为0.49，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0.45左右。但到了2013年，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63左右，2018年约为0.7。据《中国新闻周刊》9月20日报道引述瑞信《全球财富报告2021》数据，2020年中国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0.704，虽然低于巴西、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但高于法国、意大利与日本等。

至于中国财产最多的10%人群和财产最少的10%人群，2002年财产差距约为37倍。到2013年，大概是160倍。财产差距的扩大，主要与房价有关。过去，房产约占居民财产的55%左右份额，现在超过70%。房价上涨，有房的与没房的人之间，财产差距就扩大了。

（摘编自常红晓、何珂《专访李实》

材料一：

先民聚在一起从事生活和生产活动，用来表示时间的字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二地支中，子代表农历十一月，这时阳气发动，万物滋生，人假借“子”作称呼。“子”是指刚出生的带有囟门的婴儿，非指“儿子”“子女”之义。弄清楚了“子”字的初文之义，也就明白了先民为什么要以此字作为时间的始点的道理。十二地支的起点定为0点，《说文》称这时阳气发动，万物开始滋生。新的一天开始了，就好像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一切都是新的。

时间的起点就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先民确定了四季。冬至之后，太阳开始回归，大地逐渐变暖，生命开始滋生，冬至是四季的起点。子的本义原只表时间的起点，但就起点这点看，子与冬至是相同的，故子排在了北方，象征北方，象征一切事物的起点。

正午十二点是一天之中太阳的最高点，“午”亦即时间的最高点，过后则走向相反的时间，寓示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先民感知到的时间是周而复始的、循序渐进的有规律的运动，确定了一套完整的时间序列。时间是为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服务的，又与方位结合在一起。因此，时间是有意义的，是与人的生命、生活和生产等方面关联在一起的。

（节选自王子林《甲骨文子午卯酉的时间观念》）

材料二：

关于时间的概念，《文子》引老子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其思想反映出古人对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流行看法。“宇”字为房屋之形，可知“宇”本是对空间结构的一种描画，可以引申到“四方上下”的意义上来，获得对空间一般性的理解。相较而言，以“宙”为时间并不直观。对于时间的性质，除《老子》在道论意义上认为宇宙“有始”，其他思想家多认为时间无所终始。如《庄子·庚桑楚》：“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庄子此处直观表达出了对时间无穷尽的理解。但在这无始无终的时间内部，一般还具备着反复或循环的第二层性质。《吕氏春秋·大乐》中对天地车轮终而复始的比喻，日升月落，星辰轮回，飞鸟往复，荣枯循环，天象与物候两方面的规律性变化，在无数次的周而复始中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时间无穷，可以被标记。

因为人们只能通过空间的变化见时间，所以对时间的标记，所涉及的实际上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山海经》中记载了先民观察太阳在一年之中升落的位置，虽然这种对时间与方位的辨认还较为模糊，但基本上还原了古人对于时间的标记原理。由此可知，中国早期曾有以太阳和星象为空间坐标确定节气与季节的传统。在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然节律之中，内在包含着许多可见、可感、可知甚至可算的循环表象，因此成为人类生活秩序的一个基本模型，无论是微观的生活礼仪、社会生产，还是宏观的王朝祭礼，其制定、发生和校准等均以时间的循环规律为参照，甚至人类历史的行进，也有“终始”规律可循。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上不乏权力统治的“开始”与“结束”。因此，“终”与“始”很早便进入了统治集团的历史思考之中，以此为基础，最终于汉代发展形成一类专门讨论历史进程与帝王次序的“终始”之学。在秦汉终始循环的历史观念下，历法这一本以天象为依据测算时间的技术，开始承担起摹写历史的政治功能。“历史秩序”不过是一个关于时间与历史的解释框架，而历法作为时间与历史的双重摹本，在汉代承担起塑造历史秩序的功能。从这一角度上看，刘歆通过《三统历谱》所表达出的对于秩序本身的追求，与中国传统时间观念所衍生出的“天道循环”思想具有深刻的文化渊源。

（节选自贾祯祯《秦汉“天道循环”时间观的形成》）

材料三：

习总书记说：“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如何让设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看待村庄历史文脉，并以“时间”为媒介，打造具有村庄特色的乡村景观呢？

百里峡村，依山傍水，拥有着良好的生态资源。作为一座原本偏僻、贫穷的小山村，1982年因河北省作家铁凝的作品《哦，香雪》进入了人们的视线。1986年，随着野三坡景区的开发，村庄大力发展，成了景区内著名的旅游度假地。

村庄的整体规划以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线。入口香雪广场的景观代表着村庄在2000年后欣欣向荣的面貌，现代的建筑形式和七彩的色彩呼应着新时代的艺术气息。沿着时光廊道，游客从现代走向过去，尽头的“时光宝盒”是村庄20世纪80年代巨变的状态，老旧的村庄和“时髦”的游客冲击着这个村庄的记忆，建筑也从现代的楼房走向了富有年代感的院落。最后的老村犹如桃花源，灰色的毛石围墙掩映着绿植，一座座老院落是村庄美好的回忆。设计师在规划时，以村庄发展年代来串联全村的旅游观光轴线，轴线上的不同节点会通过空间、建筑、景观等各种实体元素展现各个年代的历史文化特色。

百里峡艺术小镇是美丽乡村改革建设的一种尝试，它以“时间”为主角，以空间、建筑、景观等元素创造出不同时间下的文化特色，从而实现了百里峡村的“一村一品”，在“时间概念”的应用上系统性地深挖村庄历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设计语言、材料、艺术创作中融入不同年代的文化元素，形成特征明显的文化链条。

（节选自牛梦媛 张天新《基于时间概念的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的实践与探索》）

材料一：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赞、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戴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域外思想，能够在中国扎根生长、枝繁叶茂、结出硕果，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绝不是偶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融通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开放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包容发展，以及两者之间价值内涵的互补性，是其价值得以融通的前提条件与契合点。辩证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能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与世界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未来、价值融通的基本遵循，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内在需要。

马克思主义跨越百年时空，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和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它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以及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等，同马克思主义相融相通，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精神滋养。正是得益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资源碰撞交流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就是说“兴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繁荣发展具有强大价值引导力、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下，中华民族所追求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思想价值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焕发了新的生命，中华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充分彰显、大放异彩。

（摘编自李殿祥《从三个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材料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真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只有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真正转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既有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只有坚定不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又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中国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好繁荣中国文化、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放异彩。

（摘编自黄一兵《深刻认识和把握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