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历史上看，建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石构建筑，一类是木构建筑。前者遍及世界各大洲，包括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和西亚诸国；后者则主要存在于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石构建筑由于材质的原因，不易腐朽或毁坏；即使因客观原因如雷击或战争等毁坏了，也能留下残垣断壁或曰废墟，几千年而不灭。木构建筑则不同，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容易朽蚀，故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遗存极少。

石构建筑毁坏后留下的废墟，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好像真的成了“凝固的音乐”。它们辉煌的过去越来越勾起人们的怀念，而它们的悲剧性遭遇也越来越唤起人们的叹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残垣断壁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不是垃圾，而且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珍惜。这就形成一种文化，即“废墟文化”。

（摘编自叶廷芳《再谈废墟之美》）

材料二：

这是一座战争遗迹保留最多，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二战名城。1938年春的台儿庄大捷，使台儿庄一战扬名天下。被誉为世界著名的二战纪念城市，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仅存1处蛋糕房遗迹，华沙仅保留2处战争遗迹，而台儿庄有53处战争遗迹保存完好。台儿庄通过古城重建，在保护原有战争遗迹的基础上，按原样恢复受到损毁的战场遗址，建成了世界上二战遗迹最多、保存最完好的纪念城市。

（摘编自《昔日抗战英雄城台儿庄，今日旅游度假天堂》）

材料三：

消失的古建筑是否可以重建，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1964年《威尼斯宪章》通过，在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中，“真实性”这条核心原则就是来源于《威尼斯宪章》。因此，随着我国签署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禁止重建”开始出现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进一步深入，文化遗产的重建已成为国际热点话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司库及以色列文物考古局原局长乔拉·索拉先生甚至提出他要发展一种新的关于重建的理论，以取代《威尼斯宪章》第十五条只同意原物原位归安的原则。目前国际和国内的已有的古建筑重建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保护、研究、展示三个类型。

基于保护进行的重建活动，其主要的保护对象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典型案例有丽江古城震后、汶川“5·12”震后和尼泊尔地震后对文物建筑的恢复重建等。二是对文化本身的保护。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波兰的华沙历史中心重建。在“二战”中，纳粹德军摧毁了这座城市，全城85%的地段被荡平。此后，波兰人民拒绝了建设现代主义首都的规划建议，凭借着战前精确的测绘图纸和照片资料，全面恢复了华沙历史中心。华沙历史中心成为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三是对文化传承的保护。这类案例特别多，如历史街区、民族村寨、历史村镇等。基于研究进行的古建筑重建大部分是针对考古所进行的复原。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日本奈良的平城宫大极殿和朱雀门的重建。日本严格按照相同材料、相同工艺重建了这两处建筑，其中朱雀门的做法更为严格地遵照原有建筑形态和做法，而大极殿则在屋顶天花部分的彩绘、门窗的做法上使用了一些当代的元素。我国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复原房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复原房址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管是因保护还是因研究进行的重建行为，都可以进行展示。因此，在2015年版的《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准则》修订时，重建不再被定义为一种保护措施，而被视为一种展示行为归入新增加的《准则》第五章“合理利用”。

（摘编自白海峰《遗产旅游中的古建筑重建：该不该》）

材料一：

《咬文嚼字》编辑部12月2日发布“2019年十大流行语”，“文明互鉴”“区块链”“硬核”“融梗”“××千万条，××X第一条”“柠檬精”“996”“我太难/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等流行语入选。

榜首的“文明互鉴”出自习近平主席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的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全球共鸣，彰显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中央确定“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不仅让“区块链”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热词，也让其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硬核”的彪悍、“融梗”的边界和“霸凌主义”的思维和行径，都令人沉吟再三。

（摘编自斯涵涵《年度十大流行语标注社会脉动》，《北京青年报》2019年12月3日）

材料二：

2012—2018年年度流行语来源类型对比（单位：%）

【注】表中“-”意为该年度无此类别流行语。

材料三：

《语言文字周报》执行主编杨林成表示，流行语评选应当秉持五大基本原则。一是群众性原则。年度“十大流行语”应具有原创性，能展现大众的语言创造力，年度使用的热度较高，是不同语境、不同群体的人都在用的，比如“盘它（他）”。二是持续性原则。没有真正流行开来的事件性热词热语不收，比如“你是什么垃圾”，只在2019年6月底上海即将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的时候热过，其后湮没无闻，就不应该收录。三是趣味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必须具有一定的语文智慧，包含一定的辞趣，还应该带有一定的情感、情绪，在风格上应该轻松活泼、幽默诙谐、自嘲解嘲，读来让人会心一笑，辞趣寡淡的一般不收录。四是规范性原则。流行语评选不能只考虑流行度，入选的条目要有利于健康的语文生态建设，源于谐音的热词不收，这样的“谐音”不利于汉语的规范、健康发展。比如，“你怎么这个亚子”“让我康康”等；缩写拼音的字母词一般不收，比如，“OMG”“瑞思拜（respect）”等。五是正面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在内涵上应该能反映当年民众或某一群体的某种心态，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镜像。

（摘编自《2019年十大流行语出炉   专家：年度流行语评选必须传递正能量》，《新民晚报》2019年12月3日）

材料四：

年度流行语是一个以年为跨度的社会观察哨。换上历史的广角镜头，流行语的变迁展现出时代的变与不变。以科学技术领域为例，从几年前的“互联网+”“引力波”，到时下的“5G”“区块链”，日新月异的革新不断拓展着生产生活的疆域。从“两弹一星”“陈氏定理”，到“神舟飞船”“港珠澳大桥”，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辉煌历程的生动注脚。流行语持续更新，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铁人精神”还是“蛮拼的”态度，无论是“个体户”首吃螃蟹还是“创客”掀起创业热潮，拼搏奋斗的精神始终不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不变，这些都将汇聚起推动中国向好发展的磅礴力量。

新与旧，小与大，变与不变，道出了流行语背后的辩证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临近年末，很多机构相继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年度热词，其选择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流行语只能投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全部。流行语选择愈多样、变化愈快速，越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进步的多样性，越说明中国具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摘编自《流行语中的时代活力》，《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1日）

材料一：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自古以来，北斗如天河中的一座灯塔，指引着人类前行的方向。如今，北斗系统闪耀浩瀚星空，织就天网，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我们形成了涵盖上游基础产品、中游终端、下游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的北斗完整产业链。国产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累计销量已突破8000万片，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已占据国内30%和90%的市场份额，并输出到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北斗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通信系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等领域，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已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中国智慧”。

北斗交通应用。600余万辆营运车辆安装北斗，建成全球最大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系统，让交通监管部门有迹可循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危险驾驶、疲劳驾驶。据统计，有了北斗之后，道路运输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50%。同时，国内有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城市的约8万辆公交车、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余座海上导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统。

北斗渔业应用。7万余艘渔船和执法船安装北斗终端，北斗成为“海上保护神”，渔民说：“一拜妈祖，二拜北斗”。定位与短报文通信功能发挥突出作用，累计救助1万余人。

4.5万台北斗减灾终端得以推广，建成部、省、市（县）3级平台，实现6级业务应用，受灾地区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及时上报灾害位置、突发灾害信息及灾区救助信息等。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北斗终端进行救灾物资的查询管理和监控，大幅提升全国救灾物资管理与调运水平。未来，北斗系统将持续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更多的应用形式将被创造，深刻影响我们的生产与生活。

（摘编自《波澜壮阔七十载，经天纬地铸北斗》，北斗网2019年9月30日）

材料二：

（摘编自《2019—2025年中国卫星导航行业市场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三：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显示，中国企业的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实现销售，其中北斗已先后落地应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经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盟、阿盟、非洲等国家和组织建立了北斗相关合作机制，举办北斗亚太行、北斗东盟行、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等系列活动，加强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建设北斗系统海外中心，推动北斗在亚太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的落地应用。同时，为了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我国还向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捐赠了北斗系统有关设备，用以监测和评估相应地区北斗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性能，共同推动兼容卫星导航终端设备应用服务亚太地区。以上这些合作，都为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北斗创造了机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将共同努力，推动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发布》，环球网2019年5月15日）

材料一：

城市虽然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但也带来了垃圾围城、交通拥挤等一系列问题。随着我国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调查显示，我国2010年的垃圾总量已经达到了三亿吨。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总量增长速度非常快，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也越发困难，并且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都面临着困境。要想有效改变当前这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困难的情况，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垃圾收集方式和体系，对目前所使用的城市生活垃圾体系进行分析，对整个城市垃圾处理体系进行优化，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解决当前我国城市所面临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

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还在使用混合收集的方法。一般情况下城市居民区都有专门设立的垃圾存放点和垃圾回收箱，居民会将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放到指定位置，由专业的环卫人员以及垃圾运输车将存放的生活垃圾运输到垃圾中转站，再由专业人员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当前使用的这种混合收集生活垃圾的方法虽然具有方便快捷、好实施、收集成本较低等优点，但是也存在着后续垃圾处理难的问题，这就间接提高了垃圾处理所消耗的费用，也不能达到垃圾处理的无害化、资源化的目的。

（摘编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实践困境及制度改革》）

材料二：

（摘编自《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19年）》）

材料三：

东京的垃圾分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当初只分为可燃垃圾和金属、玻璃、塑料等再生资源，后来分类越来越细，如一个烟盒必须分成塑料膜、锡纸和硬纸盒；塑料水瓶分成瓶盖、瓶体、包装膜。日本能实现如此烦琐的垃圾分类并非一日之功。日本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其法律条文之多，量刑之重，堪称世界之最。市民一旦被举报违法，就将受到严厉制裁。如在马路边乱扔垃圾被“抓现行”会被处以1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6500元左右）的罚款。日本对于垃圾分类有着世界上几乎最严苛的处罚，我国未必都可以适用。

2018年7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这就是为了垃圾分类，让分好类的垃圾收费相对下降，没有分好类的垃圾收费提高。但是我国垃圾分类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颁布一两部法律、几个规章，很难真正全面地解决问题。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垃圾回收可能只是意味着分类。但对于一个城市来说，这需要构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既包括对垃圾的前端分类，又包括后端的回收利用、降解使用和掩埋处理。然而我国对于前端分类，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动力，所以仅仅靠行政强制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将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进行统一设计和规划，确保分类之后的垃圾均有相应设施处置，最好的方式就是交给一家大型综合性服务公司，把垃圾清运和回收利用这两个功能合二为一，而政府购买服务即可。

（摘编自孙秋霞《垃圾分类回收，美国凭什么做得好？》等）

材料一：

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杭州等多个城市进行控烟立法，控烟工作成效逐渐显现。今年，世界卫生组织授予北京市控烟协会西太平洋地区“世界无烟日奖”，这是世卫组织授予中国的第一个控烟社会组织工作成就奖。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介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5年来，北京市成人吸烟率从2014年的23.4%下降到2019年的20.3%，大约减少55万烟民。2019年，中国将控烟作为专项行动之一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计划到2030年将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以下。

然而，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烟草消费量，令控烟工作任重道远。专家表示，无论多难，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法和宣传来推动控烟，“要有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决心和毅力”。

北京市控烟协会秘书长崔小波表示，将强化社区控烟工作抽样调查和控烟指数的发布，每月通过“曝光台”对市民投诉最多的前10个单位进行曝光；加强社区控烟志愿者组织建设，使每一个街道都有自己的控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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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

我国一半以上吸烟者在20岁以前就开始吸烟，吸烟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应该让青少年远离烟草和电子烟

（摘编自李德欣等人《室内吸烟“顽疾”如何治理》）

材料二：

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吸烟可能有加剧发展成重症的风险。国内外最新研究显示，此次新冠肺炎患者中，吸烟男性患者重症比例明显高于非吸烟男性患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人们最好戒烟戒酒来抵御新冠病毒。

吸烟的危害已基本普及，但很多人未必知道吸烟与新冠肺炎的关系。钟南山院士团队的科研论文显示，137例吸烟患者中，重症人数为29人，重症比为21.2%；927例中非吸烟患者中，重症人数为134人，重症比为14.5%。美国学者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呼吸病学》发表的《新冠肺炎患者的性别差异和吸烟倾向》中，也认为感染新冠肺炎的男性比例更高，且男性吸烟者更易发展为严重肺炎，死亡率更高。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新冠肺炎患者中的吸烟者更容易发展成重症患者。一方面，经常吸烟易伤害到呼吸系统，导致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脆弱的肺部；很难再承受新冠肺炎的袭击。另一方面，吸烟与心脏病、糖尿病等有重要关系，新冠肺炎患者伴有其他疾病时容易转为重症。

这也意味着长期吸烟的新冠肺炎患者，不仅自身可能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而且也增加了救治难度。笔者以为，我们应当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加快推进控烟戒烟。

虽然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但我国仍面临本土病例和境外输入病例引起零星散发或局部暴发的双重风险，防控任务依然艰巨。因此，控烟戒烟也应该纳入防控疫情的“组合拳”中。首先，要以疫情为由引导吸烟者及时戒烟。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吸烟者逾3亿人。吸烟者不仅伤害自身健康，而且制造的二手烟容易对身边人造成伤害。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向老百姓宣传国内外有关疫情的最新研究结果，以增强吸烟者的危机感、责任感。此次疫情防控期间，不少人的不良卫生习惯已有了很大改变，这说明疫情是能唤醒人们的健康意识的，那么也希望疫情能唤醒吸烟者的戒烟意识。

其次，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控烟工作。压缩吸烟空间，减少吸烟危害，创造更加健康的生活环境。目前，已有20多个城市出台公共场所禁烟地方性法规，无烟城市立法正在提速升级。深圳等地还通过“电子眼”等技术手段控烟。

近年来，我国控烟已取得积极成果，以北京为例，公共场所违法吸烟率大幅下降，成人吸烟率也在下降中。但已经立法控烟的城市中有的存在控烟发展不平衡，有的存在法规落实不到位等各种问题，还有很多城市至今尚未立法控烟，那么，各地应当以此次抗击疫情为契机，加快推进控烟戒烟。

（摘编自丰收《以抗疫为契机加快推进控烟戒烟》）

材料三：

卷烟的危害大部分人已知晓，其实电子烟也有危害。美国已有37人因为与电子烟相关的疾病死亡，超1800人因使用电子烟导致肺部受损伤。不少人并不知道电子烟的危害而继续吸电子烟，因为商家都以电子烟不含焦油、悬浮微粒等有害成分为卖点大肆推广，打着“戒烟神器”“清肺”“年轻”“时尚”“潮流”等旗号销售。

所以，要想让人拒绝使用电子烟，其一，要对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广告法》等法律规定，依法全面治理电子烟不实宣传；其二电子烟作为新兴产品，很多人对其危害性并不了解，所以应加快普及的速度，扩大普及范围，揭穿把电子烟包装为科技时尚消费品的谎言；其三，坚决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的通告》，该规定需要有效落实；其四，在立法层面把电子烟明确纳入控烟范围。目前，深圳、杭州等城市在地方立法中已经把电子烟明确纳入控烟范围，但还需要其他城市跟进，更需要国家层面加快立法控禁电子烟。

笔者希望“初中生电子烟使用率显著上升”能引起有关部门、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面高度重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正视电子烟危害，遏制未成年人吸食电子烟现象，必须果断对电子烟说“不”。

（摘编自张海英《“按下卷烟浮起电子烟”控烟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

材料一：

老字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商业文化、历代相传的手艺之外，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产品的文化价值更加突出，也利于老字号走向世界。

中外的老字号的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国外的百年品牌比如可口可乐、雀巢、奔驰、宝洁等，非但不老朽还很青春时尚。而一听说中国的老字号，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块乌漆漆的牌匾，上面写着“百年老店”。而那些蜂拥而至消费的人群中，大部分是第一次体验的外地游客。北京稻香村是非常大众化的糕点品牌，与之相比，日本的糕点品牌虎屋已有500年历史，却成了糕点里的艺术品。韩国央行曾发布报告称，全世界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共5586家，日本多达3146家，占了近60%。而中国200年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陈李济、张小泉、荣宝斋、玉堂酱园、六味斋、广德楼剧院……我们对这些名字越来越陌生。

（摘编自《沉睡的“老字号”，到了苏醒的时候》）

材料二：

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1128家，对其中851家进行样本分析：

①平均“年龄”142岁 。

②分布广泛：多数聚集在沿海及内陆经济较发达地区。

③绝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食品加工及制造业。

④国有企业占一半以上。

⑤人员素质偏低：企业员工本科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0.18%，专业技术水平高级职称占总数的4.28%，中级职称占9.02%。

⑥开展网络营销、涉足电子商务的达到总数的50%。

⑦企业的文化保护意识日益增强： 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324家企业，占调查总数的40.5%，参与调查的老字号品牌列入国家级、省市县级文物保护项目的55个，占6.46%。

⑧经济效益总体向好。

（摘编自《老字号发展报告》）

材料三：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老字号发展至今，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激烈竞争，如果还是观念陈旧、故步自封，就会被时代抛在后面、受到市场冷遇。

诞生于清末的北京稻香村是著名的糕点品牌。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升级和电商的崛起，曾经引领市场、一呼百应的热销场景难以再现了。北京稻香村营销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稻香村正在借鉴当下一些时髦“网红”食品的营销理念，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目前来看效果明显。

“除了营销创新外，我们还与电商合作，尝试在线上首发、线下跟进的全渠道销售。”该负责人说，他们希望稻香村产品能够在社交网络上形成话题和良好口碑，让人们看到稻香村也有青春、“卖萌”的一面，从而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如果说包装营销是理念创新的“外衣”，那么产品创新就是其扎实的“内功”。六月初的一个周日，北京吴裕泰前门店门外，购买“吴裕泰冰激凌”的顾客排起长长的队伍。“我们店每天卖出的冰激凌大约有一千六七百支。”店长付代娣说。据介绍，吴裕泰自2009年起先后开发出茶冰激凌、茶冰饮、茶蛋糕等衍生产品，得到了顾客的喜爱。

药品分类、扫描装箱，从包装到入库全流程都由智能化机器自动完成……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极具“科技感”，完全超出了人们对老字号企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我们的智能机器人每小时可抓取1000到2000件左右药品，既解放了人力节省了物力，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济堂生产部经理游创文介绍说。近年来，同济堂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截至目前，已申请专利36项，获得了市场认可。

除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外，老字号机制体制的革新是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基础。运营机制活了资金、人才、产业链等要素才能全盘皆活。同时老字号在企业转型、改制等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全聚德集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企业转型改制为老字号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和科学的管理机制，夯实了企业基础。

（摘编自《守正创新，老字号演绎新传奇》）

①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十九世纪的秘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

②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③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作“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非常荣幸在这里接受今年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这一生物医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衷心感谢评委会对我在发现青蒿素及其治疗疟疾的功效等方面贡献的肯定。

我在童年的时候,曾经目睹民间中草药治病救人的事例。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生命会和这些神奇的中草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也从没梦想过有今天这样的隆重时刻，我的研究被国际科学界称颂。

1955年，我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开始了富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在全脱产学习中国传统医学的那两年半中，我对中草药从好奇转化为热衷。那两年半的训练，使我发现了中医药学的丰富宝藏，领悟了中国传统哲学有关人体和宇宙的精妙思想。在中医药学和现代医药科学紧密结合的原则下，我的团队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继承了中医药学的精髓，成功地从青蒿中发现并提取出青蒿素。

奎宁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秘鲁历史上对金鸡纳树的利用；青蒿素的发现，则是中医药学赠予人类的瑰宝。在研究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我从传统中医文献中获得新的灵感和启示。青蒿素的发现是人类征服疾病进程中的一小步，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疗法(ACT)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方案，对此我深感鼓舞和欣慰。为此，我也衷心感谢为青蒿素发现和应用作出诸多贡献的中国同事们和国际友人们。长久以来，中医药服务于中国和亚洲人民，毫无疑问，对传统医药的继续探索，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良药。我呼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对中医以及其他传统医学的研究，使之最大程度地造福人类。

发现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疟疾威胁人类健康长达数千年。20世纪50年代，由于疟原虫抗药性的出现，疟疾重新开始肆虐，消灭疟疾的国际努力遭受重挫。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来抗击疟疾。1969年，中医研究院任命我领导抗药研究工作。我带领有植物化学和药理学专业的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从中草药寻找并提取可能具有抗疟疗效的成分。

在第一阶段，我收集了2000个方药，挑选出可能具有抗疟作用的640个，从其中的200个方药中提取了380余种提取物，在小白鼠身上测试抗疟效果，然而进展甚微。

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青蒿上，其提取物显示有一定的抗疟效果，然而实验结果很难重复，而且似乎与文献记录相悖。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最早提到青蒿治疗疟疾的记录，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书中有这样的话：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尽服之。

这句话让我深受启发，我们使用通常加热提取方式，也许恰恰破坏了青蒿的活性成分。因此考虑改为低温提取，以保存其抗疟有效成分。改变提取方式后，抗疟效果果然大幅度提升！

我们随后将青蒿提取物分为酸性和中性两大部分，在1971年10月4日，我们成功得到了安全性高的中性提取物，并获得对感染疟疾的小白鼠和猴子100%的抗疟药效！我们终于找到了发现青蒿素抗疟疗效的突破口！

从分子到药物

在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新药的临床试验很难开展。为了战胜疟疾，我和我的同事勇敢地做志愿者，第一批尝试青蒿提取物，以确认其对人体的安全性。随后，我们赴海南对疟疾病人进行临床治疗，结果振奋人心：病人疟疾症状迅速消失！

受临床疗效的鼓舞，我们转向分离提纯，得到了抗疟的有效成分，于1972年11月8日，终于找到了这个熔点在156～157℃的无色晶体——C15H22O5。后来我们将其命名为“青蒿素”。

青蒿素的发现是我们研究进展的第一步，我们随即转向第二步：将这个天然分子变为药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生长在北方的青蒿的青蒿素含量比较低，药物生产需要青蒿素含量高的青蒿，“523”项目的大团队成员在四川找到了含量高的青蒿。

1973年秋，我们在海南疟疾疫区试用青蒿素胶囊，取得了明确的疗效。这样，我们终于打开了新抗疟药物的大门。

材料一:

关于清明节，《历书》如此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由此可见，注重“清”和“明”，一直是清明节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今天的我们，也应当让这个节日气清景明。

让“奇葩祭品”走开，让祭奠情感保持气清景明。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站在历史和先人的肩膀上，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以期走得更远，这是清明节的一个内涵。所以，应当杜绝花哨的“护照”“房产证”“私人飞机”等“奇葩祭品”，这些“祭品”和传统文化、公序良俗、传统美德不合拍，更和崇德向善的主流价值格格不入。

让陈规陋习走开，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源于周代的清明节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存留下来的惯性做法很多，而有些做法和当下社会已经格格不入，比如动辄大烧纸钱冥物，这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也会污染环境，甚至酿成悲剧。所以，我们要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多倡导文明、健康、干净、祥和的祭奠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种植纪念树、召开家庭追思会等等，将感恩的心，思念的情，融入清明祭奠中。

让“代人扫墓”走开，让祭奠仪式保持气清景明。清明祭奠，就是要祭祖拜宗，追思先人，慎终追远，思亲念故。所以，这个祭奠必须有一定的仪式感。《论语》云“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如果自己不亲自进行祭祀，而找别人替代，这对祖先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毕竟，“代人扫墓”的商业化运作再精美、再细致，也终归是一种木偶式的虚假表演，是一种空洞的文化躯壳，它消损了清明节的庄严氛围，违背了气清景明的节目内涵。

文明祭扫，责在心意；平安清明，需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样，不仅为个人积存正气，更为社会积存正能量。让我们用绿色清明寄哀思，还清明节一个气清景明。

（摘编自雷泓霈《回归清明的节日内涵》）

材料二：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有人不顾山高水远也要返乡祭祖，有人千里迢迢携老带幼只求叶落归根，有人庄严肃穆深切缅怀英雄先烈……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各地倡导“云”祭扫。

通过“云平台”，献上一束鲜花、留一首歌曲、点一根蜡烛，种一棵松柏、写一篇祭文，举办网络追思会等方式祭奠先祖，同样可以表达追思与悼念。《朱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句格言告诉我们，祭祀的关键在于“诚”。只要心诚，哪怕人在天涯海角，祭祀的目的已然达致。多一些诚心，对于逝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敬意。纪念不在形式而在心，让祭奠形式也持有“绿色”，保持气清景明，也是“云祭祀”的题中之义。

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人们称清明节为“根的节日”。无论走到哪里、去往何方，故土家园水远是不变的精神很根脉，家庭亲情永远是最深沉的精神依恋。在祭祖寻根中省思生命的意义，在行孝尽哀中体味亲情的价值。不忘根本、清心明志，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重整行囊再出发，这是“绿色”清明节之于我们的启示。

“绿色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多一点文明、少一些粗俗；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放纵，愿更多的人都能转变传统观念，恪守生态道德，倡导绿色文明、简朴节约的祭祖新风尚，真正把“生态环保”理念实践到生活中来，以自己的绿色文明举止为清明添“明”，为春光增色。

（摘编自李群《清明需要更多“绿色”》）

材料三:

每逢清明，人们或是来到公墓祭拜祖先，或是走进革命陵园缅怀先烈。在青松绿柏之下，在哀思怀念之中，庄重肃穆的仪式让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得以抒发。只是眼下，新冠疫情还未到结束的时候，人群大量聚集公墓陵园祭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安全隐患。此时，网上祭奠成为一种新常态。

重在心，而不拘于形。网上祭奠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祭奠方式，它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英先祖和先烈。只是，国人对清明祭奠多有“在现场”的庄重感，加之“不负四月天”的户外出游需求，使得网上祭奠显得相对冷清些。2020年形势的特殊性，让网上祭奠有了更多的现实操作性:在网页或是微信里献上一束鲜花、点一根蜡烛、写一篇思文，亦是一种“祭之以礼”。

指尖连着心灵。网上祭奠的绿色低碳，不正是“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的绝佳映照吗？祭祀自古就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朴素的家国情怀与互联网充分融合，既有时代发展的“轻推”，也有科技前行的使然。在清明祭英烈的网络祭奠主题中，可以看到中小学生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英雄永垂不朽”的众多留言。让传统不老，让英雄常在，在网上祭奠中，家族、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也得以凝聚和升华。

网上祭奠，传统清明也当有些新常态。辩证去看，传统民俗的打开方式，只要是弘扬新风、摒弃陋习的，不正是要“多多益善”吗？

（摘编自谢伟锋《网上祭奠，传统清明节里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