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具体方略有：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二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摘编自《人民日报政文·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

材料二：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意谓居所、栖息地。生态不仅指涉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

收敛侵占自然物的欲望是可以达到的理性认识，先民便有这样的睿智，值得今人借鉴。荀子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卿并非以为人可以任意摆布自然，而是主张人与天地配合，如果与天地争职分，就是犯糊涂。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无论作哪一解释，都包含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依、为原本之义。

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

然而，现在的时代往往背离此道。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物本主义压过人本主义，更蔑视自然生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病态扩张。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物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更趋发达，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今人，似乎可以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背弃自然法则，违背生命伦理，包括生物工程在内的科技创造，必招致自然铁腕的回敬。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天然病菌，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而行。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

（摘编自冯天瑜《人类应当对自然深怀敬畏》）

材料三：

东西方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在原始自然观基础上，原始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初始审视，从卡西尔的思想观念中，原始自然观就体现了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关系，人和其他动物以及所有的自然物都属于一种生命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的生存需要顺应自然，依赖自然，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人类生产活动发明的人工取火，保存火种，制造石器、骨器等，就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成就，从创造的劳动工具方面来讲，人和其他动物就存在了本质的区别，人和自然界区分开来，但本质上仍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

从东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差异性角度来讲，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的快速迭代、科技的进步，体现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观念和行为。但是，从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原始自然观中生命一体化思想逐渐演变为天人合一，具有顺应自然和改变自然的双重性。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继承发展了东西方传统自然观，是当代自然观的最新体现，与工业文明时代中天人对立的自然观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人和自然之间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将自然和社会碎片化，利用技术和资本将其重新组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掠夺、被操纵的一种形态。自然界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对自然资源过度使用，从而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恶化。工业文明时期，人和自然之间由相互依存转变为相互对立，由于对自然任意开发，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形势逐渐严峻。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平衡之间遵循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缓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

（摘编自金凤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路径分析》）

①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十九世纪的秘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

②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③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作“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非常荣幸在这里接受今年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这一生物医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衷心感谢评委会对我在发现青蒿素及其治疗疟疾的功效等方面贡献的肯定。

我在童年的时候,曾经目睹民间中草药治病救人的事例。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生命会和这些神奇的中草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也从没梦想过有今天这样的隆重时刻，我的研究被国际科学界称颂。

1955年，我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开始了富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在全脱产学习中国传统医学的那两年半中，我对中草药从好奇转化为热衷。那两年半的训练，使我发现了中医药学的丰富宝藏，领悟了中国传统哲学有关人体和宇宙的精妙思想。在中医药学和现代医药科学紧密结合的原则下，我的团队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继承了中医药学的精髓，成功地从青蒿中发现并提取出青蒿素。

奎宁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秘鲁历史上对金鸡纳树的利用；青蒿素的发现，则是中医药学赠予人类的瑰宝。在研究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我从传统中医文献中获得新的灵感和启示。青蒿素的发现是人类征服疾病进程中的一小步，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疗法(ACT)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方案，对此我深感鼓舞和欣慰。为此，我也衷心感谢为青蒿素发现和应用作出诸多贡献的中国同事们和国际友人们。长久以来，中医药服务于中国和亚洲人民，毫无疑问，对传统医药的继续探索，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良药。我呼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对中医以及其他传统医学的研究，使之最大程度地造福人类。

发现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疟疾威胁人类健康长达数千年。20世纪50年代，由于疟原虫抗药性的出现，疟疾重新开始肆虐，消灭疟疾的国际努力遭受重挫。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523”项目来抗击疟疾。1969年，中医研究院任命我领导抗药研究工作。我带领有植物化学和药理学专业的研究者组成的团队，开始从中草药寻找并提取可能具有抗疟疗效的成分。

在第一阶段，我收集了2000个方药，挑选出可能具有抗疟作用的640个，从其中的200个方药中提取了380余种提取物，在小白鼠身上测试抗疟效果，然而进展甚微。

研究的转折点出现在青蒿上，其提取物显示有一定的抗疟效果，然而实验结果很难重复，而且似乎与文献记录相悖。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最早提到青蒿治疗疟疾的记录，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书中有这样的话：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尽服之。

这句话让我深受启发，我们使用通常加热提取方式，也许恰恰破坏了青蒿的活性成分。因此考虑改为低温提取，以保存其抗疟有效成分。改变提取方式后，抗疟效果果然大幅度提升！

我们随后将青蒿提取物分为酸性和中性两大部分，在1971年10月4日，我们成功得到了安全性高的中性提取物，并获得对感染疟疾的小白鼠和猴子100%的抗疟药效！我们终于找到了发现青蒿素抗疟疗效的突破口！

从分子到药物

在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环境下，新药的临床试验很难开展。为了战胜疟疾，我和我的同事勇敢地做志愿者，第一批尝试青蒿提取物，以确认其对人体的安全性。随后，我们赴海南对疟疾病人进行临床治疗，结果振奋人心：病人疟疾症状迅速消失！

受临床疗效的鼓舞，我们转向分离提纯，得到了抗疟的有效成分，于1972年11月8日，终于找到了这个熔点在156～157℃的无色晶体——C15H22O5。后来我们将其命名为“青蒿素”。

青蒿素的发现是我们研究进展的第一步，我们随即转向第二步：将这个天然分子变为药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生长在北方的青蒿的青蒿素含量比较低，药物生产需要青蒿素含量高的青蒿，“523”项目的大团队成员在四川找到了含量高的青蒿。

1973年秋，我们在海南疟疾疫区试用青蒿素胶囊，取得了明确的疗效。这样，我们终于打开了新抗疟药物的大门。

材料一:

关于清明节，《历书》如此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由此可见，注重“清”和“明”，一直是清明节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今天的我们，也应当让这个节日气清景明。

让“奇葩祭品”走开，让祭奠情感保持气清景明。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站在历史和先人的肩膀上，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以期走得更远，这是清明节的一个内涵。所以，应当杜绝花哨的“护照”“房产证”“私人飞机”等“奇葩祭品”，这些“祭品”和传统文化、公序良俗、传统美德不合拍，更和崇德向善的主流价值格格不入。

让陈规陋习走开，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源于周代的清明节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存留下来的惯性做法很多，而有些做法和当下社会已经格格不入，比如动辄大烧纸钱冥物，这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也会污染环境，甚至酿成悲剧。所以，我们要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多倡导文明、健康、干净、祥和的祭奠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种植纪念树、召开家庭追思会等等，将感恩的心，思念的情，融入清明祭奠中。

让“代人扫墓”走开，让祭奠仪式保持气清景明。清明祭奠，就是要祭祖拜宗，追思先人，慎终追远，思亲念故。所以，这个祭奠必须有一定的仪式感。《论语》云“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如果自己不亲自进行祭祀，而找别人替代，这对祖先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毕竟，“代人扫墓”的商业化运作再精美、再细致，也终归是一种木偶式的虚假表演，是一种空洞的文化躯壳，它消损了清明节的庄严氛围，违背了气清景明的节目内涵。

文明祭扫，责在心意；平安清明，需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样，不仅为个人积存正气，更为社会积存正能量。让我们用绿色清明寄哀思，还清明节一个气清景明。

（摘编自雷泓霈《回归清明的节日内涵》）

材料二：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有人不顾山高水远也要返乡祭祖，有人千里迢迢携老带幼只求叶落归根，有人庄严肃穆深切缅怀英雄先烈……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各地倡导“云”祭扫。

通过“云平台”，献上一束鲜花、留一首歌曲、点一根蜡烛，种一棵松柏、写一篇祭文，举办网络追思会等方式祭奠先祖，同样可以表达追思与悼念。《朱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句格言告诉我们，祭祀的关键在于“诚”。只要心诚，哪怕人在天涯海角，祭祀的目的已然达致。多一些诚心，对于逝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敬意。纪念不在形式而在心，让祭奠形式也持有“绿色”，保持气清景明，也是“云祭祀”的题中之义。

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人们称清明节为“根的节日”。无论走到哪里、去往何方，故土家园水远是不变的精神很根脉，家庭亲情永远是最深沉的精神依恋。在祭祖寻根中省思生命的意义，在行孝尽哀中体味亲情的价值。不忘根本、清心明志，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重整行囊再出发，这是“绿色”清明节之于我们的启示。

“绿色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多一点文明、少一些粗俗；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放纵，愿更多的人都能转变传统观念，恪守生态道德，倡导绿色文明、简朴节约的祭祖新风尚，真正把“生态环保”理念实践到生活中来，以自己的绿色文明举止为清明添“明”，为春光增色。

（摘编自李群《清明需要更多“绿色”》）

材料三:

每逢清明，人们或是来到公墓祭拜祖先，或是走进革命陵园缅怀先烈。在青松绿柏之下，在哀思怀念之中，庄重肃穆的仪式让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得以抒发。只是眼下，新冠疫情还未到结束的时候，人群大量聚集公墓陵园祭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安全隐患。此时，网上祭奠成为一种新常态。

重在心，而不拘于形。网上祭奠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祭奠方式，它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英先祖和先烈。只是，国人对清明祭奠多有“在现场”的庄重感，加之“不负四月天”的户外出游需求，使得网上祭奠显得相对冷清些。2020年形势的特殊性，让网上祭奠有了更多的现实操作性:在网页或是微信里献上一束鲜花、点一根蜡烛、写一篇思文，亦是一种“祭之以礼”。

指尖连着心灵。网上祭奠的绿色低碳，不正是“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的绝佳映照吗？祭祀自古就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朴素的家国情怀与互联网充分融合，既有时代发展的“轻推”，也有科技前行的使然。在清明祭英烈的网络祭奠主题中，可以看到中小学生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英雄永垂不朽”的众多留言。让传统不老，让英雄常在，在网上祭奠中，家族、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也得以凝聚和升华。

网上祭奠，传统清明也当有些新常态。辩证去看，传统民俗的打开方式，只要是弘扬新风、摒弃陋习的，不正是要“多多益善”吗？

（摘编自谢伟锋《网上祭奠，传统清明节里的新常态》）

材料一：

伴随着经典琵琶古曲《阳春白雪》的响起，中央民族乐团琵琶演奏家于源春的音乐课开始了。虽然课堂现场没有学生，但在直播平台的另一边，却是湖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河北、黑龙江、广西、云南等9个省区22所学校的孩子们。

这堂音乐课是“给乡村孩子的最美传统文化课”大型扶贫公益活动中的一场。据悉，活动将邀请包括书法、民乐等各领域的专家，打造一系列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直播课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让乡村里的孩子们也能体验艺术之美，是当下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美育的难点所在。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推进边远贫困地区小学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支持和辅导教师用好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将优质美育资源输送到偏远农村学校。

在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上好传统文化课，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师资问题。在传统授课上，应继续推进特岗教师计划，同时鼓励文艺工作者开展课外辅导；在网络授课上，要调动起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发更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教育。

（摘编自《农村娃，上堂传统文化直播课》）

材料二：

（摘编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及其发展的调查报告》）

材料三：

当前，外来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一定压力。一直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没有明确界定范围，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解释不够清晰。同时，对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解读不够，这使得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出现割裂现象。并且，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社会参与度不高，多是由政府实施的传统文化“包办传承”。而社会各界参与文化传承的意愿不强，参与文化传承的渠道不够通畅，文化传承成了政府的自拉自唱，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同时，政府传承方式较为单一，无法引起公众兴趣，也不能形成有效对接，使得传播效率受到影响；或者部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片面地将文化传承当成一种宣传方式，将人民群众当成被动接受和训导的对象，这也使得传播受到影响。而当前的传播手段主要是纸媒，网络上应用较少，这也从侧面抑制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摘编自《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传承》）

材料四：

怎样才能让文物活起来？专家坦言，要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利用好文化遗产；要让人民群众零门槛、无障碍地接触到文化遗产；要推出更多的精品展览，满足人民群众的鉴赏需求。在文物之外，文化遗产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主要有赖于艺人代代传承。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除了需要孕育和培养“工匠”和“土壤”，如何让其焕发新生同样不可忽视。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则提议，要将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实施“手艺农村”计划，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不少专家学者也指出，传统文化的复兴应当有所扬弃，须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认为，不能盲目“复古”“泥古”，要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

（摘编自《关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两会上这些声音值得关注》）

材料一:

人民日报全新改版、全彩印刷，做大做强报网端微十多种载体，覆盖用户7.86亿人次；新华社发布媒体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推出“AI合成新闻主播”，创建“媒体创意工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整合优势资源，集聚350多家媒体机构形成矩阵，打造全国广电“联合舰队”……观察今日之传播场域，媒体融合方兴未艾，人们眼中曾经“很传统”的主流媒体，正以加速变革不断赢得更多注意力资源。

只有在物理变化的基础上，努力激发化学反应，创造更多可能性，推进“融合+”，主流媒体才能真正赢得受众。众声喧哗的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但主流媒体手握的是“金话筒”。把握时代大势，坚持守正创新，坚定不移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媒体融合的大手笔正等待我们去创造。

摘编自李浩燃《勇立潮头，推进全媒体时代“融合+”》，人民日报2019年01月28日）

材料二：

2018年4月2日，人民网发布2017年中国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报告对全国296份中央、省级、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主要报纸、301个中央及省级广播频率、37家拥有上星卫视的电视台的融合传播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了2017年媒体融合传播的总体水平和特点。

表1报纸、广播频率、电视融合/网络传播力TOP10

表2传统媒体渠道拓展情况

（摘编自《2017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发布》2018年4月2日人民网）

材料三:

媒体融合发展与融合传播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许多数字技术与不同媒体融合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融合成果。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被运用到全媒体采编平台之中，移动直播、H5应用等技术在采编制作环节普遍采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从无到有。这些技术进步为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技术也为融合发展的传播效果评估提供了便利条件。融合发展的效果如何，包括内容传播效果和项目建设效果是否达到了与受众进行信息交流的目的，都要进行准确的反馈与评估。应以传播效果评估为重要环节，倒逼融合发展不断深化。

尽管同国外媒体相比，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前列、处于“第一方阵”，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新技术应用方面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但在内容生产上还要进一步努力，补齐短板，进一步赢得融合发展优势。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内容是满足受众需求的“第一指标”’技术与渠道都是为了方便内容到达受众。

摘编自崔士鑫《我国媒体融合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处于“第一方阵”》）

材料四:

从多媒体，到全媒体，再到融媒体，媒体融合理念不断精进，业内对融合路径已有共识。不过，痛点显而易见。媒体内容生产折射出的仍是媒体中心主义思维，对用户思维的考量不足。对于用户而言，媒体融合的意义，在于可以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全面、多维度的信息，把身边黑暗的地方看得更清楚，而非谁提供的信息最多、谁玩出多少花样。

当用户思维渗入媒体融合的每一根神经，产品意识就会自觉生成，媒体的信息生产与发布，将不再依靠惯例、感觉。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媒体形式的融合、生产流程的再塑才具有实质意义。

（摘编自卞德明《媒体融合别丢了用户思维》，《人民日报》201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