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马克思在1870年9月公开说：“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

材料二   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称赞巴黎工人时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材料三   马克思还说：“（巴黎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

材料 元明以来，中央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土知府、宣慰司使），对当地进行世袭统治。由于土司地处偏僻，相对独立，中央的政令、法律显得鞭长莫及。清朝雍正继位后，鉴于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土司“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草菅人命，罪恶多端”，谕令西南各省总督、巡抚“悉心筹划”，“令其改土归流，各遵王化”。至雍正九年，在改土归流地区，设置府、州、县，由中央任命的知府、知州、知县代替世袭的土司；同时设立相应的军事机构镇、协、营、汛，派兵驻扎。随后还进行社会改革，取消种种落后陋习，改善交通，输入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日益密切。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