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严复生平大事记
1854年严复出生于今福建省侯官县中医世家,后因为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放弃科举“正途”,于1867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1年毕业。
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系统的接受西学教育,1879年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1880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1890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抗击外来侵略。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翻译《天演论》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1901年应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任该局总办。1902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先后翻译了《国富论》《论法的精神》等西方经典著作。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任复旦公学校长。
1909年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担任首任校长。
1915年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严复避祸于天津。1921年严复在福州逝世,终年67岁。
——根据冯保善《严复传》等整理
从上述严复生平经历中提取两条及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A.寻求救国途径 | B.宣传进化理论 | C.批判传统文化 | D.营造维新氛围 |
A.民族工业的发展 | B.西学的广泛传播 |
C.一战带来的冲击 | D.救亡意识的觉醒 |
材料一 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利己心”观点同中国传统的义利观相结合,提出“义利合”的观点,主张把义和利统一起来。同亚当·斯密一样,严复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受“自然之机”和“必至之势”,即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的支配。严复十分赞赏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批驳,力主自由贸易。严复倡导经济自由,主要体现在他于1902年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富论》)中。《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书中竭力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严复很推崇此书,认为英国的富强与其有着密切关系,“英国当政者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
——摘编自程艳《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材料二 搁置经济自由主义而谈社会主义,或者说谈论“欧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的“修正组合型”自由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40年代的中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社会主义,这种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既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思想界乃至自由主义者内部的情况有关。
——摘编自余祖华《放任与干预: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并说明其观点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主要因素。
A.法国大革命 | B.英国光荣革命 | C.中国辛亥革命 | D.俄国十月革命 |
A.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 B.运用西方进化论批判传统文化 |
C.更客观地评价西方进化思想 | D.进一步宣扬西方社会进化思想 |
A.建立在对列强理性认识之上 | B.改变了国人保守落后的观念 |
C.存在着淡化外患的认识弊端 | D.直接推动了维新高潮的兴起 |
A.揭示了生物界发展演变规律 | B.指导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展 |
C.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的需要 | D.宣传了自由平等的思想主张 |
材料一 在《战国策》和《汉书》中,古人就提出了“爱国”和“爱国如家”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四位一体的。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的忱乐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国家和君主是一回事。古代爱国主义者要求建立的统一国家,只能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一统天下。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和破碎的山河,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古代爱国主义者不惜以身家性命报效国家,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沿着古代爱国主义者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陆游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千年史策耻无名”,辛弃疾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志士虚有少壮年”。
——摘编自顾杰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材料二 1899年2月,梁启超发表《爱国论》,认为“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该文也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梁启超在文中强调,爱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他说:“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材料三 谭嗣同谴责那些自苦其身、以剥削农民为务的老财主,说他们“宁使粟红贯朽,珍异腐败,终不以分于人”。这种结果是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敝(《仁学》)。认为兴办新式工商业,采用先进技术,产品日多,财富日丰,那种“人人俭而人人贫”的局面就结束了。严复《原富》按语:“今使一国之民,举孜孜于求富,即富矣,又不愿为享用之隆,则亦敝民而已。……是故理富之术,在一国之母财(积累)支费(消费),相酌剂为盈虚。”
——刘含若《中国古代消费思想评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特点,并简析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相比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意义。
(3)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二中两人的消费观。
材料一 宋代士人群体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宋初石介极力主张为文必须与倡扬儒家之道结合起来,要文道统一。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面对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范仲淹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呼吁“变通”、“更张”,发起了以澄清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在上书中告诫“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他发起的熙宁变法运动把宋代政治变革推向高潮。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士大夫群体意识研究》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
——摘编自王建朗 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士人群体意识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甲午战争后“士大夫回应西潮挑战”的表现并指出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