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材料一   严复（早年与沈葆桢、中年与李鸿章、晚年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用西方的“天赋人权"，成功地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权力观和国家观，并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深刻命题。但严复的本意，只是以此说明自由和人性解放之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而不在于以此来颠覆现政权的统治。他解读了西方人权学说后立即转了个弯，说：“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主张先开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大力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培植民力，以此为过渡，最终"悉听其自由"，臻至完全的民主体制。

——据《严复集》等整理

材料二   孙中山也从西方"天赋人权"理论寻求依据，来建立自己的"民权主义"学说。孙中山所解读的人权，重点不在于个体的自由，而在于作为平民对国家政权的"共有"。他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民对政权有“共有”的权力。依靠“不良之政府”的改革，逐渐获取人权的想法，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谬想"。国人是具备享有民权的能力的，在实现民权的前提下，以“异常的速度”建设，“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

——摘编自许维勤《严复与孙中山思想之于中国社会变革》